一、话语争夺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看来，我们应当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走向世界这一主题放在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历时性背景和全球化这一共时性的背景来观照。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百年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相对明晰的三个阶段：（1）从1840年至今的“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为载体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仅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而且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临界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2]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时刻的到来。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赋予一项新的时代使命，即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根据邓正来的研究，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据以参与话语争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的“理想图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而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如果我们采取“问题化的进路”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就可以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进程背后的话语争斗夺和“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3]这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发展进程，更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甚或正确本身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4]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经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后，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实质是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则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能在承诺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根据基于中国立场的“理想图景”而修改全球化的运行规则，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5]作为一种“未来的意象”，“理想图景”尽管是一种高于现实的“准自然法”，但却对现实具有建构性的意义[6]；正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实的未来，然而未来的意象却会影响到人类目前的行动方式。”[7]显而易见，作为一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在贡献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做出我们责无旁贷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