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教授的社会权力理论是建立在“权力的逻辑”和“权力的现实”这双重基础之上的。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是郭教授社会权力理论的逻辑起点。郭教授的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指的是“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与之并存的还有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有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超国家权力，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社会权力。”[7]这是他将权力放到权力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来观察得出的结论。郭教授认为，原始社会中社会共同体的权力就是一种社会权力，那里的权力是一元的；国家产生以后，国家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西方城邦国家，“其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两者是一体的”，在中世纪专制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君主或独裁者之手，权力是不分的”。[8]这就产生了权力的“国家一元化”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国家对权力的垄断被打破，产生了权力多元化与权力社会化现象。他指出，在现代社会，权力逐渐由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权，产生了国内的社会权力。[9]这个过程表现为：立法权的社会参与、行政权部分向社会转移、司法权获得社会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郭教授的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概念越出了国家的范围，涵盖了“超国家权力与国际社会权力”，超国家权力是与“国家权力并行或居于其上的”，“各地区和世界性的国家联合或国家联盟组织”的权力，国际社会权力是指世界非政府组织“以其所拥有的特质与精神资源所形成的影响力支配力”。[10]这也是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发展合乎逻辑的结论。
从现实来看，在国内，社会权力的产生是当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产物。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被打破，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主体（包括公民、各种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各种社会势力等等）的自主性、自治性增强，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部分地从国家垄断中剥离出来，归公民和社会组织所拥有，开始发挥其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由此，于国家权力之外，与之并存的又有了一种新型的权力——社会权力，中国权力的现实出现了多元化现象。在国际上，那就是人所共知的全球化，全球化形成了全球社会，全球社会里产生了世界性的社会权力。
在论述了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以后，《社会》合乎逻辑地提出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权力概念。在郭教授的社会权力理论体系中，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概念与社会存在。所谓‘社会权力’，简言之，即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社会资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11]在郭教授的笔下，此种社会权力可以说无处不在。例如，各种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媒体的强大舆论力量等等，他们可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强大动力与压力，这些都是社会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