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之生，莫不有利己之天性，其论事也，即不能无私意搀于其间。故一二人之所谓为利者，不必果为公利也；一二人之所谓害者，亦不必果为公害也。惟举群之人而皆曰利、皆曰害，则其所谓利害者，当较公，而不至辟于其所好恶。此舆论之所以可贵也。然而利之与害，恒相倚伏，事固不能纯利而无害也。且群俗变迁，时宜各异，……群治至赜，事几至微，必其群之智识能洞察时势之真相，深知国家之大计，然后其所主张之利害，能切中于事理，而造福于国家。若其智识程度不足与时势相应，其所主张之利害往往与事实相背驰，则所谓舆论要不过庸耳俗目之凡识。合群盲不能为离娄，合众聋不足为师旷，虽大多数之主张，固不足成为舆论也。……盖舆论之价值，、固比例于民智民德之高下而为轻重者也{7}。
于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要实行立宪政治，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仅仅建设议院这个机关，而是转化为另外两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其一，首先要培植出立宪政治的主体—在道德和智力方面能与舆论政治相配的“民”。这样，立宪的问题在现时态上便被转换为一个怎样培植具有“现代性”的人民问题，因为没有合格的政治主体，立宪不仅不能得“美治”，反而会成为“大乱之道”。“今日中国言变法者，……动欲国家之立议院，此无论吾民之智不足以兴之也，就令能之，而议院由国家立者，未见其为真议院也。徒多盈庭之莠言，于国事究何裨乎？”{5}883“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灭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5}475其二，以地方自治为开议院的政治准备。对于这一问题，严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在中国当时的情形下，不能急于开国会、设议院，而应当采取先实行地方自治然后开议院的渐进方式：“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地方自治之治，乃刻不容缓者矣”{5}982。也就是说，严复想从个人的自治开始，到地域、省，然后到国家全体，循序渐进地实现地方自治、实现立宪制。以所谓“及格之民”为立宪政治的主体、以地方自治为立宪的基础的观点，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立宪观，这也是当时地方精英和知识界人士共同的认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个人开始最终发展到国家的想法，基于一种儒家的世界观和思想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观和国家观。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在逻辑上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即地方基础应当优先于国家统一，也是国家统一的基本条件。孔飞力曾这样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地方问题：“顾炎武及其追随者们理想化的所谓‘封建制’很强地制约了中国人，使他们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去观察全国的政治理论问题，如果全社会的权力存在于它的每一个部分，那么，要改进社会就得从底层做起”，“在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的中国，人们关于天下的理论多半是从关于个人品行、家长权威，以及乡土效忠意识，这些单一特殊的价值推而广之得到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历代知识分子奉行的准则。”[5]
五、地方自治与《郡县论》
地方自治作为一个立宪时代的现实问题，很微妙地与传统理论相结合，最明显的例证是严复等人在讨论宪法问题时都很倚重顾炎武的观点。这与沟口雄三将明末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历程萌芽时期的看法恰好吻合。他在总结中国近代思想的起源时强调，从政治层面来讲，在明末清初有不断地向着地方分权化的动向。如果认为欧洲与日本的近代历程是从封建的领主制到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历程，那么中国与二者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政治体制在近代的变革之路，是以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分解而走向地方分权化的历程。[6]在《郡县论》一文中，顾炎武曾论述封建制相对于郡县制对于中国地方行政改造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一个好政府道德需要有良好的地方基础。他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他们基于乡土的亲情而赢得了本地人民的长期爱戴，也取得了很好的地方自治的效果，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以巩固，达到太平之治{8}。但诚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关键在于，无论是顾炎武还是他的评论人，都没有把制度架构问题提上议程，这一讨论的着眼点在于地方政治的精神心理基础。我们看到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私家亲情向公共领域的扩大。”{9}对此，严复在《原富》按语中也有相应的解释，他所要阐明的仍然是“天子治天下之道”，并不是议院及选举代表制等源于西洋的新制度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