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宪法的至上性问题，我国党的领导人是有明确的认识的，在党的文件中也有明确规定。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行20周年时指出，“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首先是实施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实施。”他要求“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纠正。”[2]在2007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7年发文专门论述了宪法实施的重大意义和具体设想。[3]党的十七大文件则明确提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任务。
何为良法？现代社会对此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体现现代法律普适性价值的法律，这就是在人的尊严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价值：自由、平等、正义等等。
作为法治原则的法的至上性与良法是不可分离的，缺一不可。没有法律的至上性，法治便无从谈起；而如果法律不良，比如，强调暴力与特权，则不但法治没有意义，而且法的至上性也不可能实现：崇尚暴力与特权的法律本身排斥法律的普遍效力，排斥法律的至上性。
应当特别强调，虽然法的至上性理念和良法理念都是法治理念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法的至上性当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至高理念，在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当首先强调“法的至上性”。理由是：第一，“法的至上性”源自法治的“事物属性”，只要是法治，法律至上便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否则便谈不上法治。或者说，离开了法的至上性，法治原则或法治理念的任何内容都没有意义。第二，“法的至上性”是法治的形式，失去这一形式，法治便空有其名。第三，“法的至上性”是良法取得实效的前提条件，只有实现与尊重“法的至上性”，良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第四，法的安定是“法之良”的重要内容，缺乏至上权威的法律不可能是保持其安定性，因而也不可能是良法。第五，分工的需要。在法治国家，良法问题应当主要交给立法者去解决，社会应当假设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是优良的，任何社会主体（个人及其机关和组织）都无权以“法之不良”为理由而否定法的至上性。[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