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县制一经产生，便和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紧密挂钩。县官直接受命于皇权，同时也俯首听命于皇权。所以，以县为主要单位的地方要员们，举手投足只对上，不对下，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向芸芸众生负责——哪怕他是七品芝麻官！因此，县官只要想方设法能博得上级或九五之尊的笑逐颜开，就足以活灵灵、洒脱脱地做一位“好官”。至于地方民众是否满意，即便不能说其在所不问，至少也可说位居其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县制肇始地的秦国，在先秦诸国中更强调“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而秦统一中国后的秦代，则奠定了我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自兹而后，我国就如谭嗣同所言：“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也如毛泽东所言：“百代多行秦政制”。恰恰是这种情形，使县制在发挥了国家统一、政令畅通、历史沿革相续、文化薪火相传等重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问题。特别是它对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遏制，或者地方一旦坐大，觊觎皇权宝座而引发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类“周期率”问题，更是困扰一个大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对县制不足的这种反思，有些学者站在国家更进、国体更新的立场上，强调要彻底否定郡县制，建立全新的自治性地方管理机构。对此，我只部分地赞同，即对强调地方自治，强调中央和地方分权制约我赞同，但对彻底废除郡县制（事实上，郡的称谓和体制早已废除）持保留意见。我以为，从自上而下，或只对上、不对下的视角剖析，否定县制应被接受，但从地方管理形式这个角度，否定县制，怕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了。即使地方自治那么强大的美国，我们仍把其州下的地方自治管理单位翻译为县。因此，我主张我国未来的地方制度在形式上仍必须保留县制的管理框架，在内容上则要强调把县制改造成首先向地方选民负责，从而在地方自治基础上再通过契约（法律）向上级和中央负责的地方管理实体。为什么这么说？
之所以在形式上必须保留县制的管理模式，一是在我国现有的地方建制中，县制已然是地方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县制乃是我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权。尽管在县之下尚有乡，但无论从文化传统而言，还是从上下联动的关键性而言，作为基层政权的县，比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都显重要。二是在中国历史上，县制已然陵夷至少2700年，形成我国地方治理的重要文化传统，也在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迁沿革中产生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放弃县制形式而在地方治理中再起炉灶、另辟蹊径，除了经济上的得不偿失、文化上的推倒重来之外，在政治上、思想上也很难叫人一时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