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来讲，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讲得比较多一点。
第二个大问题：能动司法问题。
司法的性质是能动还是被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我简单的说一说。司法应该是被动的、消极的，法官就是向南坐的。民不告，官不究，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法官如果要为这个社会服务，那么这个社会就完蛋了！司法就是被动的，就是向南坐的，这不是官僚主义，而是法官的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只能这样。所以一个好的法官不仅不可以能动，而且还应该是孤独的，法官是没有朋友的。如果法官在社交上人缘非常好，就说明这个法官有问题。法官应该是没有什么社交的，但是现在中国的法官社交非常厉害。
我们现在说的“能动司法”，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开始提出的。有些人要找到一种支持理论，而他们找到的就是一些来自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把它改造成了中国的“能动司法”。所谓的“能动司法”，是要求法院主动服务，积极作为。这是一种主动型的司法，要求法院超前预断，对策先行。是一种高效的司法，要求法官权衡利弊，主动配合。配合什么？配合有权的人！配合所谓的“中心工作”、配合政绩而已。
首先要说一点，把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变成中国的能动司法，这是偷换概念，它们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司法能动主义对应的是司法克制主义，后者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照法律来做。而司法能动主义不是像我们讲的主动服务，而是在司法的过程当中，如果碰到法律规定不太明确的问题，应该主动的去解释法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适当考虑国家政策。请注意，这里的“国家政策”不是说的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是国民党的政策。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并不是经常用的，是很少用的，只能适用在宪法审查的案子当中，只能适用于有些法律适用于某些案件中不太清楚时，或者有人告状，法官按照某条法作出了裁判，但是其中一方当事人说，不对，法官，那个法律是不错，但是这个法律却违反了宪法，我要求你审查一下宪法和法律是否一样？美国宪法只有简单的7条，现在还有27个修正案，只有不多的条文。说具体的问题，它怎么能够说清楚？这时法官就要解释了，这就叫“能动”。而这种能动，即使在司法审查的案子当中，大部分也是不“能动”的。
有一个美国的法学家做过一个调研，他审查了美国300个司法审查的案子，也就是300个涉及到要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案子，其中289个还是使用的司法克制主义，使用所谓的“司法能动主义”只有11个。也就是说，几千个案子当中才有一个案子要考虑到对宪法解释、政策的问题。法官从来不会考虑到自己这样判了，它的社会结果会怎么样？法官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他所要考虑的是审判，讲究的是要怎么样使用规则，而不是考虑这个判决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法官不应当考虑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法律早就考虑好了。如果你说，我这样判罚会对社会现实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结果思维，而不是法官思维。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他们自己作了立法者。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做了人大代表。他们不是人大代表，而是法官。所以说“司法能动主义”和中国的“能动司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次，即使是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也是不常用的，它作为一种司法哲学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司法哲学中主流的就是司法克制主义，司法就是要按照法律来做。大家想想看，如果这一点不实现，哪来什么法治社会？如果每一个法官都想这个法律不怎么好，我要怎么样等等，每个法官都很厉害，都很创新，那么国家还有安定吗？老百姓还有安定可言吗？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安全寄托于一个规则下，我们才是安全的。寄托于任何个人，我们都是不安全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而司法能动这个东西，就使得我们把每个人的利益寄托于个别法官，那是不安全的。
第三个大问题：司法的目标问题。
息讼还是公正？息讼，中国人叫“案结事了”，判决就需要这样。这个目标和公平正义哪个更重要？司法的最高目标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非常强调息讼，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孔老夫子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要断官司，我和别人是一样的，也要做到无讼。中国古代社会提倡的是无讼，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向往的是没有人打官司。
但是，是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老百姓或者知识分子都把无讼作为目标呢？也有人反对。举一个大家现在看电影经常看到的形象，大家都听说过纪晓岚吧？现在关于他的戏很多。他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是很清楚的，他写过一个笔记本小说，有点像日记，也有点像小说，叫做《阅微草堂笔记》，有10万多字。现在在网上也有电子本，大家可以读一下，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