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检察可能出现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并非必须采取“消灭一方”的方法去解决。
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法律监督与维护审判权威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惟有将法律监督取消，检察内部才能协调。笔者认为，法律监督与公诉、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法律监督与维护审判权威之间总体上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监督有利于抑制检察官的片面控诉倾向，从而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履行公诉职责；法律监督有利于检察官更好地落实检察官客观义务，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利于控辩平等；法律监督有利于防止和纠正审判不公，从而维护审判权威。同时，笔者也认为，对上述关系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也可能出现矛盾。例如，如果研究人员对上述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出现偏差，对检察内涵四个要素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就会误导实务人员；如果检察官有片面的控诉倾向，就有可能偏离法律监督的立场；如果检察官只记得自己是法律监督者，忘记了自己同时又是与被告方平等对抗的控诉方，就有可能影响控辩平等；如果检察官滥用审判监督权，对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乱抗诉，就有可能损害审判权威。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工作中出现片面性。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和解决上述关系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呢？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正是由于事物内部既统一又斗争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矛盾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因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对抗性的矛盾一般通过对抗性的方法去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通过非对抗性的方法去解决。以刑事诉讼为例，其内部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追诉与被追诉、控与辩、监督制约与被监督制约等等，正是为了协调刑事诉讼内在的这些矛盾，才使刑事诉讼法的产生和执行成为必要。同时，对上述矛盾，立法并没有简单地采取取消一方的办法来解决，而是采取协调、平衡的办法来解决，通过协调、平衡，使上述各对矛盾在本国国情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动态平衡。
根据上述原理和实例，笔者认为：（l）在法律监督与控诉、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法律监督与维护审判权威，以及控诉与维护国家法制、控诉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之间，如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检察的内涵，就不会出现矛盾；否则，也有可能出现矛盾。这些可能出现的矛盾，如能予以正确协调，并正确理解和把握检察的内涵，就会更多地表现为统一性；否则，就会更多地表现为斗争性。（2）上述可能出现的矛盾可以通过协调、平衡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必通过取消一方即取消法律监督的方法去解决。否则，如果取消了法律监督，那么，“检察”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检察机关也就由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变成控方当事人，因而“检察”这一统一体也就不复存在，而成为纯粹的“控诉”。可见，那种因法律监督与某些方面可能存在矛盾，就将该矛盾视为相互对抗的性质，并进而主张取消法律监督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正视问题，多措并举，防止检察出现矛盾。
检察可能出现矛盾，可以通过协调平衡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应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检察的内涵，防止把各个要素特别是把检察职能中的公诉职能与检察内涵中的其他要素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防止片面的追诉（控诉）倾向，从而依法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具体地说，除了深化对检察内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以便给检察实务以正确的指引之外，还应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强化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监督者更应接受监督，强化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是强化对权力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1）将检察机关的追诉职能与审判监督职能适当分离。一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需要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的，宜在庭后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出，以维护庭审的正常构造和审判庭的权威。二是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将民事抗诉权与对涉嫌职务犯罪法官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不同的部门行使，以消除民事再审法官因慑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而作出不公正判决的可能。（2）强化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将职务犯罪批捕权改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同时，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效能。（3）强化申诉检察和信访工作，发现执法不公和案件处理错误的，要严肃倒查并追究有过错（故意或严重过失）的检察人员的责任。（4）强化检务督察、巡视和纪检监察工作，完善惩防体系，做到检察权行使到哪里，监督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