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被法律明确认可并得到实践部门广泛认同的品格证据形式。但也有观点从社会调查报告欠缺关联性的角度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犯罪嫌疑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从法律意义上说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而是法院在定罪之后依法量刑时选择最有利于被告人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的参考[8]。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关联性并不是一个事物自身内在的属性，而是一个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确定证据是否有关联性，首先要看证据所试图证明或指向的对象是什么。只要有这个证据和没有这个证据相比，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更大或更小的，就是有关联性。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全面反映量刑事实的证据，与量刑事实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更何况，社会调查报告中也不乏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如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如果是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或者是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此处，是否是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是否全部退赃退赔等犯罪后的表现，是影响到罪与非罪的事实问题，而年龄和犯罪后的表现都是社会调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是与犯罪事实有关联性的。在现代刑法强调惩罚是与犯罪人相适应而不是与犯罪相适应的背景下，容许品格证据尤其具有正当性[9]。
综上，目前呈现多样化的“品格证据”其实是一种假象。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和未成年人心理测试结论都不具备证据属性，只有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非常广泛，并非全是品格证据的内容，也不限于量刑的事实，需要对其分解适用。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分解适用
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分解，首先要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并不全是品格证据，要从中分离出品格证据和非品格证据的内容；其次要分清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恰当进行举证和质证。
社会调查报告和品格证据既有相似性也有明显区别。第一，二者的适用对象具有包容关系。社会调查报告只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品格证据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第二，二者的具体内容呈现交叉关系。社会调查报告除了有品格证据的内容，还包括个人概况、家庭情况、身体特征、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其他行为证据和品格背景证据的内容。而品格证据里有关被害人、证人和成年被告人品格的内容却是社会调查报告所不能涵括的。第三，二者的适用都有保护被告人利益的意图，但品格证据被赋予了更多的诉讼价值期求。采用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利益，而排除品格证据主要是为了严格限制品格证据的可采性，防止不公正的偏见。排除品格证据在防止偏见的同时其实也就保护了被告人的利益，只是品格证据的排除还有更多的意图，如防止审判的主题发生偏离以及诉讼的拖延等。第四，在品格与被控罪行的相关性要求上，与未成年人各方面的品格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包含在社会调查报告里面，但是只有与被控罪行相关的品格才可以构成品格证据的内容。如根据品格证据的构成要件，在伤害案件里不允许提出是否诚实的品格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