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有部分地方对行政复议组织进行了试验性改革，吸收社会上的专家学者成为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例如，北京市已经就疑难行政复议案件召开过专家委员专门会议进行论证，这是有益的尝试。其实，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的经验，有些经验我们不妨“拿来”。例如，台北市的诉愿（即复议）委员会专家成员占3/4，专家委员不仅仅是“会诊”疑难案件，而是审理所有复议案件；复议案件虽然大部分以书面审理方式处理，但若当事人申请或者复议委员会认为必要则口头审理；复议委员会固定“开庭”审的时间以保证专家委员的参审，行政首长从未否定过诉愿委员会的决定……等。复议组织的超然、独立，是作出公正复议决定的重要保障。
第三，行政复议程序方面，行政复议程序是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设计的，所以没有体现出争议双方质证、抗辩，以使行政复议人员确信法律事实并适用法律的特点。如法律规定行政复议以书面审理为原则，即使有所谓书面审的例外，也非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的对质式的口头审理，行政复议人员恰恰是可以单方面地与不同当事人接触的调查形式，[6]实际上需要口头审理行政的复议案件，恰恰是事实不清楚，事实有争议的案件，如果缺少各方当事人“面对面”的调查、核实与质证，弄不清楚的事实仍然模糊不清或者只听被申请机关的一面之词，使得复议裁决变得更为困难或者不公正。另外，行政复议的公开透明度不够，关于行政复议机关是怎样与被审查机关沟通的，是不是听过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机关除了答复书中的说辞外，对行政复议机关又有其他什么样的意见等，申请人不知道，外界更是无从知晓。使得行政复议结果的可信赖程度大大降低，难以取信于当事人，也难以取信于民。
第四，行政复议范围仍然不够宽泛，内部行政行为不能申请复议，对可以申请复议的规范文件只能同具体行政行为一同申请复议，不能单独提起。其实行政复议既然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审查的机制，对复议范围的规定应当比行政诉讼宽泛，不宜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都应当纳入到行政复议范围内。因为即使是现在这种状况，不能复议的行政案件也是要给途径申诉的，与其如此，行政复议的范围拓宽即可，这样更加便捷，有助于当事人利用这一途径。也就是说，行政救济尽量周延，与司法救济衔接好，这也是复议定位相关的议题。
第五，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信访等行政救济途径不衔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适用的法律依据、当事人等方面都缺乏必要的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者功能的发挥。由于在复议范围上存在模糊地带，很多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案件被推给了信访，而信访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政治功能，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不如行政复议来得及时和到位。
在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上，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如果我们把复议定位为司法或“准”司法，复议就是一种“初审”，不服初审，提起诉讼，就以纠纷原来两造为诉讼当事人，而不是去告复议机关，这对于解决行政复议维持率居高不下有决定性意义。同时，考虑到现在对行政复议机构的改革尝试和趋势，独立的、大部分由社会人士构成的、合议制的行政复议机构，也不应当作行政诉讼的被告，名义上的行政复议机关更不应当是行政诉讼的被告。
行政复议在实践和制度两个层面存在的问题，与行政复议的定位出现偏差有着根本的联系，同时也是对行政复议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的逻辑起点。按照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初衷，行政复议应该能够在三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减轻法院的负担；二是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三是留给行政机关一次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实践证明，如果我们按照司法或“准司法”的定位去设计行政复议制度，才能发挥行政复议的上述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