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政党财政，这次我们基本上完全没有涉及，因为这个题目比较专业。但是如何防止金钱政治，我觉得国外的经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借鉴的。中国人一般会对金钱政治比较反感，这个问题在美国比较严重。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跟我们的思维比较接近，他们对于政党候选人的经费控制是比较严格的。一般都是由国家提供经费，或者国家规定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不行了，甚至违法，要受制裁的。这样能够有助于减少金钱政治的成分，让议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立法和选民沟通上，而不是花在筹钱上。我觉得这个制度是比较值得中国借鉴。当然，从美国方面来考虑，他们认为捐款也是一种“表达”，你限制他的捐款就是侵犯了言论自由。这个主张也不是说在宪法上一点站不住脚，但是如果走到一个极端，确实像某些左派指责的那样，变成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民主就变质了。
第四个方面我们粗略讨论的选举诉讼，它对于防止选举舞弊行为都是很重要的。这些制度我们探讨的还是比较粗略。我昨天宣布，从今年开始，每年出版一到两辑《宪政评论》，希望能够刊登这个领域的前沿成果。从此次论文的质量上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回去之后，我会和作者联系，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工。
如果说今日中国的改革目标比较明确，改革的路径则仍有待探讨。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改革三十年，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甚至说摸出感觉来了，都不想过河了，光想着摸石头，这也一个问题。关于改革的大前提，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他设计方案，我们设计方案只是为今后的改革做准备；如果你要改，我们有方案。问题是你改不改？改革的前提是上面要有改的意思，至少你下面想改他不会来阻挠你、干预你。这是基本前提。
我觉得技术上的设计并不难，而且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比如黄教授谈到党内改革的设想，谈得很好，但是这些改革本身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只能这么改？我想不是。包括昨天谈的党内改革，其实都是权宜之计；如果我们从此岸到彼岸有十块石头的话，只是开始一两块石头。当然，关键也是这一两块石头。你开始走了，就停不下来，必然会往前走。我觉得，这个石头是不难摸的。
但是究竟怎么走？尤其是这第一步、第二步怎么走？我觉得没有一个正确答案，要看各地的实践。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从地方实验开始，要充分允许地方的良性试验、创新自由。中央的作用当然不是在于遏制改革，而是在于维护改革的基本法治秩序。地方搞选举，他搞贿选怎么办？搞舞弊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有一套司法程序纠正地方试验当中的偏差。当然，前提首先是允许各级各地的自由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