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电脑量刑”起到了良好的审判效果，并没有侵害量刑公正
针对“电脑量刑”侵害量刑公正的质疑，“电脑”主义者没有直接予以回应，而是给出了一组数字，即法院在采用了“电脑量刑”后，“从2008年9月到12月，有300多个案件的二审改判仅为2.89%。期间，该院共审理试点盗窃、抢劫等5种犯罪案件77件122人，所有案件均用电脑予以量刑，122名被告无一提起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起抗诉，基本达到了量刑规范审理案件的整体效果。2009年上半年，该院继续理试点5种犯罪案件81件159人，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5]不过，尽管这些数字组成“铁”的事实证明电脑量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回答是苍白的（无法保证造成这些成绩的原因全部都是因为电脑量刑），而且采用了掩人耳目的方法，电脑量刑对普适性及相关情节考虑不周的批判显然触及了“电脑”主义者的“硬伤”。
（三）对“电脑”主义者与“人脑”主义者论战的评价
从“电脑”主义者与“人脑”主义者的论战来看，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是，在普适性问题以及相关情节考虑问题上“电脑”主义者显然处以劣势。但是我们认为，尽管电脑量刑还存在着一些弊端，但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种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但是由于这些弊端，电脑量刑在当下也仅仅能成为一种工具。在这里，我们认为应该像对待交通部门的电子监控设备那样对待电脑量刑。这样定位有两层含义，一是电子监控器已在全国推广，并成为交警不可缺少的“利器”。电脑量刑也必将——尽管存在地方性差异因素——会和电子监控器一样在全国普及。二是电子监控器尽管作用极大，但仍然代替不了交警的必要判断与思考，这也正像电脑量刑无法替代法官成为量刑主体是一个道理。
三、倡导“电脑量刑”——基于一种工具主义立场
（一）法官缘何要适用“电脑量刑”
“人脑”主义者质疑说，既然“电脑量刑”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为何还要适用“电脑量刑”？我们的理由如下：
1、我国一向是一个轻法制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有过短暂的“法家繁荣”时代，但其影响力却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是一直独尊儒术的，而儒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对“道德”、“天理”、“人情”等法外因素的追捧，而最为反对“严格法制”，这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古代対法制的轻视。民国时期，尽管有大量模仿日德的法典问世，但却又因政局的不稳和社会的动乱未能真正实施。而即使到了建国以后，虽然在对“无法无天”的文革进行反思之后决定实行依法治国，但不久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争创人民满意的法官”等解构因素，这一切因素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尊重（而转向对法外因素的崇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些标语，如“税法也是法”、“计划生育法也是法”，等等，这反映了中国法治的悲哀。（在法治国家，这绝对是无需宣传的，就像“买东西要付钱”一样，是一种基本常识。）[6]回归到量刑问题上，试想在一个有规则都不尊重的国度里，再给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审判会被引向何方？而电脑量刑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其被讥笑为机械主义，我们或许可以把使用电脑量刑带来的些许弊端理解为法治的代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