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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合一与贤人之治

  

  曹操,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曹参之后。刘磊先生云:沛国谯郡人曹操,本姓夏侯父曹嵩,小字阿瞒名吉利,养祖中常侍曹腾,幼时游猎喜歌舞,权谋机变恣放纵。陈寿版《三国志》记载,曹氏不注重品行和学业,世人不觉其出奇。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曹操讨贼功成后任济南相时,处理了依附皇族贪污受贿的部分县官,禁止了过分的、不合礼制的祭祀。由此看出,东汉末,周传下来的礼乐文化还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礼乐使用等级代表着权力以及财产地位的等级,礼法结合的制度文化表现在人们对于礼乐制度的承袭之中。因循礼制,郡县之内方能平静有秩序。曹操是中国古代“人治”的典型代表,“人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发挥着其他制度不可替代的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作用。关于曹操的理想,刘磊先生写到:东临碣石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老骥伏枥志千里,壮心不已歌以咏。关于曹操的个性,刘磊先生写到:生性多疑被敌乘,失却南郑退阳平,再战弃关扎斜谷,修因才高失性命。才子杨修,因鸡肋而失生命,杨修不过一军事参谋,只是因身边的人收拾行李,却遭扰乱军心之最,曹氏一句话枉杀杨修。今人云:贤人之治,必须以规则限制为准,曹氏守礼,却不与具有人性化的和谐规则相结合,贤人之治可谓没有标准和限度。人云:在高尚的精神理念指导下,主观改造客观世界,须有文明和谐的人文规则相辅助,依法治理,永恒真理,千古不可逾越。


  

  吴主孙权字仲谋。刘磊先生云:勇冠三军小霸王,敢涉五湖大征战,年少气盛难容物,好忌嗜杀不知险,形体魁伟貌不凡,聪明通达举孝廉,胸襟豁达好养士,处事干练称果断。汉使刘琬云:孙权体形高大伟岸,相貌堂堂,有享大富大贵的仪表,且寿命最长。《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揖盗,未可以为仁也。”孙权因客观因素制约不能守礼制,否则为不仁,其任人唯贤,只能考虑固定君臣关系的问题,招揽才能出众的人士,用对待师长的礼仪对待张昭,任用周瑜等人为将,以谋一方之治。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关云长的魅力在于民间百姓以及帮会组织对其的信仰和膜拜,民间称其“关帝爷”、“关二爷”,现仍在神龛之上,位居“人神”的行列。老人们说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为关二爷耍酒疯的日子,每逢此日常常下雨。刘磊先生云:云长原字是长生,祖籍解良在河东,逃难江湖五六年,不忍势豪倚势凌,汜水关前数将折,关公温酒斩华雄。乌林对岸东风起,赤壁楼船一扫空,曹操大败走绝路,华容道上逢关公。关羽应杀曹操,却因私情故意放走曹操,关羽违反军令状,造成的是历史结局变更可能性的丧失,诸葛亮却给关羽找了个“曹操命不该绝”的理由,致使关羽在生死契约之下保得一命。今人应该认真想想,生死契约以至于规则对个人的约束力,要讲依法办事,关公应受到死刑的处罚,才是“违法必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贤人之治的主观性太强,但以礼法融合的规则治理乱世,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诸葛军师的军令状,生死契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衡裁量,彰显了其内心诸多因素的综合衡平。关公大仁大义,难免小人算计,宽宏大量的人,不拘小节,但要防范小人人前背后的“攻击”,刘磊先生云:腹背受敌临险境,怒气冲塞疮口迸,四面楚歌大势去,进退无路走麦城,无粮无兵旦夕危,翘首期盼望上庸,伏兵尽出举钩索,龙游沟壑凤入笼,说古论今话关公,英雄气概贯长虹,儒雅知文晓春秋,神威奋武最忠勇,傲上欺强性刚烈,失言虎犬毁同盟,正值鼎盛忽落败,每思花期月亏盈。英雄只留后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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