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支点
1.关于法律解释的对象理论的启发。关于法律解释的对象，传统法学家一般定位为法律文本，法律解释就是要阐明法律文本的规范意旨，从而使其能够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符合。然而，法律解释如果仅仅解释文本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作为纸面的法律文本如果没有与法律事实相遭遇，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确定其含义，只有与事实遭遇之际，法律才会凸显其苍白无力，法律才需要解释。因此，法律解释的对象既有文本，又有事实，更主要的是阐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10]笔者，在此阐明法律解释的对象，目的在于说明，凡是能够有助于说明法律意旨，能够帮助阐明规范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素材，我们都要在解释过程中予以考虑。民意对判决结果不能直接施加影响，只有通过解释程序，民意才能作用于最后的判决结果。而能够纳入到解释者视野中的民意无非三种：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对法律的含义理解，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即对事实与法律的关系的评价）。对民意作此三种区分，并分别将其纳入法律解释的对象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在解释过程中，通过筛选、整合民意将其纳入合法程序之内来分析、探究和理解，以阐明其含义。
2.德沃金的整体性阐释理论。德沃金认为，法律不仅是规则， 而且还包括原则、政策和学说等。他把法律区分为‘明确法律’和‘隐含法律’两种。面对法律时，人们对‘明确法律’并无异议，而大家争议的是‘隐含法律’。隐含法律并不直接见于文字，而是从推论中找到的。在形成具体内容时，法官动用了各种潜在的法律根据，即通行的法律原则、政策和政治道德原则。他相信有些法律确实是不明确的， 但不明确不等于不确定。以此为据， 他认为法律是意义确定的行为规范， 只不过有隐含的确定和明确的确定的区别。当然， 隐含的法律是需要诠释者来加以说明的， 诠释者在诠释法律的过程中，完全可能渗入自己的价值观念及对社会的独特体验， 从而在揭示隐含法律的时候， 使法律知识失去纯粹意义上的客观性。他认为， 观察法律的人如果以内在参与者的观点， 可以在原则上寻求到关于法律案件的唯一正确答案。如果观察者是一个参与者， 或者评论者站在参与者的立场上， 作为诠释者不仅客观地， 而且主观地也认为自己观点的正确， 并对自己认为的正确观点加以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 那么， 就会出现唯一正确答案。法官建设性地做解释，而对每一法条的解释，须与道德观念相结合，与法律的整体和法律的历史相结合，在这种解释中，法官是主动和自主的，但并不是‘自由’的，他受到法律原则、整合性要求及政治道德的约束。在各种因素共同的辅助之下，法官能为每一案件寻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当然唯一的正确答案的主张， 是在法律实践内作出的， 而不是某种被假设的可移动的、外在的、哲学层面作出的。[11]概括起来，德沃金的思路是这样的：为了发掘‘隐含法律’解释者应持‘内在参与者’观点；为了正确理解规则，他必须同时考虑作为规则背景根据的原则、政策、政治道德准则，甚至一般性质的法律理论和政治道德姿态；在此基础上，以整合性地思想指导，解释者进行建设性的解释，法律的面目在解释中得以凸现。这种解释是一种确证而非创造，这种解释在解释者那里，最终会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按照德氏的整体性解释观，我们应该对作为法律解释对象的法律规则具有整体性的认识，解释对象不应该只局限于法律制定法文本，还应该考虑法律原则、政策，政治道德准则，甚至是一般公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要善于发现隐含的法律。法官要进行整合性的、建设性的解释，通过解释所得结果，如果能够符合隐藏于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或是法律的固有价值，则该结果就是客观的。民意代表了一般民众对于一定事件的一般看法，其中必然包含了公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