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研究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交流。这次开会前，我给市法学会建议，请一些搞强制医疗的同志和精神卫生医师也来讲一讲，请社区居委会的同志也来聊一聊，沙龙专门邀请了一部分法学以外的朋友和领导。当然，也邀请了相当多的实务部门同志，为此，我控制了所邀请高校老师的人数。这个意见冯卫国教授也表示赞同，他说我们主要想听听实务部门对禁毒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法律如何对毒品，对吸毒、贩毒行为进行规制和规范，也有不同的政策、立场和方法。有三个层面的禁毒研究：一是，价值层面的研究。例如，如何来看待吸毒行为，如何看待毒品泛滥，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吸毒合法化、犯罪化、行政处罚化，就是不同的选择。二是，法律规范层面的研究，例如我们《刑法》《禁毒法》，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对毒品相关行为是怎么规范的。三是，技术层面的研究。如何对吸毒者进行矫治，特别是如何来进行社区戒毒，如何进行心理辅导和社会工作。这不完全是我们法学者能做的，有许多技术活，需要一些专业技术人士来做。上述三个层面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想从我个人研究历程角度再谈谈多学科交叉的必要性。我最早是做西北地区禁毒史的，从法史学切入。为什么当时做禁毒史研究？主要是拿不到实践部门的数据和资料，那时什么信息都保密。98年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我们学校刑法教研室主要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王宝来教授，开始做禁毒的课题。我跟着老师一起去调研，实务部门的同志不愿意讲，我们就套人家的话。甚至人家出去上厕所，我们赶紧去翻看桌子上有没有什么内部文件，好让我们抄一些有用的数据。（众人笑，赵夏插话：间谍、潜伏）我就感觉自己在做“余则成”。所以，记得中国犯罪学权威就说，中国学者是用美国犯罪数据来研究中国犯罪规律。国家信息不公开，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多障碍。好在我老师当时有些学生在公检法工作，学生们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帮他收集一些案例和数据。这样的研究举步维艰。所以当时最方便的是去读书、整理史料。
但是，后来很不幸，我的老师突然去世了。我不但没人带，连研究数据也搞不到了。那时工资刚够吃饭，没有调研的条件。只好自己在家看书，什么书都看，一年能阅读几百万字。2003年，看到法国思想家福柯关于惩罚、精神病和生命政治的几本书，对以前所学有了颠覆性的认识，也豁然开朗，理解到要跳出法律规范之外来反思法律的根基。所以，后来硕士转向了法理学，不是没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