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大司法制度的改革力度，树立司法权威
在法治社会，只有司法机关才能为公民提供真正有效的救济。由于在我国存在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很多人不习惯法院有较高的权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应当成为设计中国纠纷解决体系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准则，法院应当成为纠纷解决体系中最为权威、最为主要的机构。
人民法院必须独立进行审判。法官在执行审判职务时，除受事实与法律的约束外，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只有如此才能树立起司法的权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宏观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部分人的利益，它不能表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不管这一方当事人是公民还是国家机关。因此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享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使法院难以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
“在现代社会，被人类经验认可的主流权利救济制度是司法中心主义下的诉权模式，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权利救济获得普遍性和终极性解决的机制。” 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确立司法的最高权利救济的权威。” 学者于建嵘认为“假如不能在民众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目前民众普遍采取信访救济的方式，表明司法不具备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因此，要加强法制建设，构建公平的司法体系，使法律成为最权威、最公平、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这就要打造一个相对公平、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要降低司法解决纠纷的门坎，让贫困人群也打得起官司。要落实行政复议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对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要切实规范上访人员的上访行为，对上访人员的违法行为要一视同仁，追究责任。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以司法权利救济为核心的救济体制，树立司法的最高权威性。
（五）尽快出台《信访法》，健全信访法律体系，实现信访的程序化、法制化
“现代法治的真谛就是：一切社会行为必须处在法律的控制之下。法律规则是构建法律秩序的要素。” 而我国现行《信访条例》只是一个行政法规，“作为行政法规的国家信访条例和有关信访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推动了信访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但这些远没有涵盖国家信访工作的全部，扮些原则问题，特别是信访关系涉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无法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解决，只有通过立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解决。” 再者，“任何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要有畅通的、制度化的渠道作为保障，依据我国政治参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信访体制的现状，信访立法己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出台《信访法》，以改变信访制度单纯依靠规定、条例和政策来调节的现状，健全信访法律体系，实现信访工作的程序化和法制化，使公民的信访活动和政府的信访工作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专门法规受理程序，做到：
1.明确受理范围。明确信访的受案范围，尽量不与司法救济途径重复，这样不仅节约行政成本，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严格程序规制。要对信访问题的提出、受理、办理和督察等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完善信访活动的处理、复查、复核的工作机制一系列程序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规定；
3.加强责任追究机制。要明确信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信访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对于违反任何相关规定的工作人员都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4.健全信访终结制度。对确实经过三级程序认定终结的信访事项，如果信访人继续无理上访，扰乱社会秩序的，要建立相关的与之配套的法律程序，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对那些经过三级程序认定信访事项合情不合理的信访，可以从社会救助等角度进行解决，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息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