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水准的司法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我们现在还远未真正开始。我们现行的司法文化或法院文化，由于过去过多地受苏联革命司法模式的影响，也由于长期潜在地受数千年中国封建司法传统的影响，离民主法治的司法文化的目标还有很明显的距离。要真心实意建设现代司法文化，还需要我们一代代人付出诚实而艰辛的努力。
【作者简介】
范忠信，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吴欢，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释】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管子·君臣下》。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38期。
参见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载《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4期。
关于法院文化研究，参见吕芳：《中国法院文化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
关于检察机关是否属于司法机关，以及我国检察权属性的争鸣，参见石少侠：“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
培根：《论司法》，水天同译，载《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荀子·性恶》。
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宋史·包拯传》：“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其实二者不是一回事。参见武树臣：“寻找最初的独角兽—对‘鷹’的法文化考察”，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0期。
《周礼·秋官·司剌》：“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剌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转引自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参见范忠信：“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纠纷解决模式的初步思考”，载《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议会的辩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诺内特等：《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陈金钊：“法官司法缘何要奉行克制主义”，载《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杨丽艳：“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2月7日。其他报道不一一列举。
目前各级法院强调“大调解”机制，往往为“案结事了”、“息事宁人”而采用许多超常规手段，逾越了司法权底线，常被视为创新之举而树为典型。参见宋守宏：“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新论”，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1月24日。
如颁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
有关司法程序稳定性对司法擅断与恣意的限制，参见注，第22-26页。
马总《意林》引《慎子》佚文。
《文子·下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同上注，第37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297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严复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转引自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皮埃尔·穆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