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认定其他单位或个人负有赔偿责任，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安全义务保障人、教育机构等单位或个人，那么被害人也可以要求此类赔偿义务人履行赔偿责任。虽然其他赔偿义务人的可能只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到位，但毕竟也可对被害人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
精神损害无法得到支持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为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通则120条作了扩充，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由民通规定的精神性人格权扩大到物质性人格权，同时对损害赔偿金的项目也作了明确规定，现在这一规定已经运用到越来越多的民事案件中，从很大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被害人在受到精神方面的损害时，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更加明确规定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不久前，刑诉法修正尘埃落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再次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无疑是从我国目前阶段的国情出发，以防止损失无限扩大化，但是对于受害人权益的维护及两大诉讼法的衔接上考虑的就不是很充分了。笔者认为，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受到侵权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只赔偿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失，可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要低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刑诉法的此条规定使得大量的犯罪行为受害人得不到赔偿或者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因此有的受害人为了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不得不另辟他径。在刑事诉讼中故意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等到刑事部分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肇事车辆大多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诉请的求偿范围大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通常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样可以从更大程度上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能先刑后民，分案审理，这不仅增加了被害人增加了诉累，降低了司法的效率，也大大制约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的成败。因为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往往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与否产生严重分歧而无法达成一致。可是在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要另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就相当困难，因为没有其他的赔偿义务人，而被告人又没有赔偿能力或不愿赔偿。随着人权保护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人格权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成为了司法理论和实践界的研究话题，受到了法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已经尝试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决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因此，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一规定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也是司法改革和审判实践的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