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适当放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对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的对象应适当放宽，当然也不宜过宽，保护范围过宽会加大司法成本。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将保护对象界定为：证人；证人的近亲属；与证人有特定利益的利害关系人（如恋人、与证人订有婚约的人以及其他在身份或者生活上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人）。
在此，还需论及的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对于近亲属的解释不一，对近亲属的界定，应从何种解释？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笔者认为，从保护证人的角度考虑，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于近亲属的界定都显得过窄，为了充分保护证人，对于近亲属的界定应从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五）细化经济补偿标准。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因作证产生的费用可以按其作证所在的诉讼阶段由其分别向该机关申请，建立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设立证人出庭作证基金，从补偿对象、范围、条件、标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还可对一些经济困难的证人提前预付交通、食宿等必要费用，这样司法机关在对证人进行补偿时就行之有据，便于操作，同时也可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
（六）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减少畏惧心理，进而从心理上消除他们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增强他们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使他们由变被迫作证变自觉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