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型与“中国深度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承载的则是推进“中国深度研究”并推动这种研究走向世界的学术使命。“中国深度研究”或“重新发现中国”是晚近以来邓先生所极力主张的一个学术宣言。按照他在不同场合的解释，之所以呼吁开展“中国深度研究”，主要有如下理由：第一，社会科学的文化依存性决定了我们只能用“中国化的成果促成国际化的影响”。这里所预设的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与特定时空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相联系的社会科学理论；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应当解读为“中国的社会科学”（Chinese social sciences），即社会科学的中国特殊表现形态，而不是“社会科学在中国”（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即普遍性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存在状态。第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存的当下中国，究竟是何种因素促进了近30多年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问题既是一个西方社会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可能对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
然而，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既有学术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要想对中国进行深度理论探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既有的中国研究相关成果。《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既有中国研究成果的平台。在该书中，王铭铭的“三圈说”、许纪霖对中国政治正当性论说的思想史梳理、沈志华对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考察、林尚立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建构、曹锦清关于中国研究方法的论述、石之瑜对“天下”与“亚洲”对当代中国研究之挑战的揭示、马戎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之症结和出路的分析等等都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或参照。
何谓“深度研究”，何种“重新发现”？
在邓正来先生那里，知识引进运动的“引进来”与基于中国深度研究的“走出去”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实是服务于中国深度研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中国深度研究”、“重新发现中国”视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然而，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何种中国研究堪称“深度”的中国研究？
邓先生强调指出：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以进一步发掘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和思想资源；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文明体；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