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对质量评查的结果的应用要慎重。质量评查所产生的数据有相当的客观性，但也要注意多种因素对数据的影响，以及生成的数据在反映审判态势和问题上受到的限制。首先，无论如何设置指标体系，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审判的复杂性，各种因素对审判的影响，不一定都能从数字上反映。例如，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的升降，被认为是衡量一审质量的关键指标之一，但有时上级法院审判组的调换，不同的把关标准，会影响这一比率；又如，骨干法官常常担当疑难案件审理，其外显的效率指标和效果指标可能低于普通法官；再如结案率与审限方面的指标，不一定能够反映实践中大量刑事案件“隐性超期”的现实情况。[15]此外，因为审判指标的评价作用，人为影响这些指标的情况在实践中也不罕见。应当说，质量评查数据结果的这种局限，有经验的审判管理者都能认识到。因此，将质量评查的数据作为掌握审判动态、发现突出问题的资料是必要而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在法院系统行政化的评比机制之下，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对法院或法官进行评比考核的依据，而一旦如此，常常难以避免评价上的简单化和失准，有时会使法院和法官为评比的要求扭曲审判行为，甚至人为地影响数据生成。[16]
（五）适当把握审判绩效考核的方法与限度
审判绩效考核有比较法上的参照物，不过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处理方式不同。主要区别是，在科层化的司法行政体制之下，如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绩效考核比较重要；而在非科层化的体制下，如美国，绩效评鉴只供法院管理者参考，只对法官起某种督促作用，而不与法官升迁和惩戒挂钩。[17]
对中国这种强科层化的司法行政体制，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显然更具有可参照性。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官是公务员或特殊公务员，其考核属于公务人员考核制度的一部分。其具体做法，一是考核指标上，既有量也有质。如我国台湾地区过去曾参照国外做法，订有“法院法官办案成绩考查实施要点”，确定考查项目包括：结案件数、结案速度、当事人折服率、办案维持率及调解成立率等五项。德国萨克森邦的法官考核办法，将考核项目分为9项：专业知识、理解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处理能力、待人接物、沟通技巧、贯彻能力及吃苦耐劳。对法官分别考核后加总成绩，评定为极为适任、非常适任、相当适任、适任、不太适任、不适任等6个档次。二是考核主体与方法多元化。考核主体主要有行政首长为主及法官考评委合议两种类型。前者成本较低，而且因为院长等行政首长地位比较超脱，不具有“竞争者”身份，可以避免“同僚评鉴”产生的一些微妙情结。尤其是在行政权强大的德国、日本等国，法院行政首长成为主要考评主体。而考评方法，可能采取书面审查、平时观察、指标审核、法庭现场观察等多种方式。美国法院管理中的法官评鉴，从上世纪70年代后，纳人了“消费者”的观点，考察礼民、便民及民众信赖等；同时使用外部评价，如参考对律师、陪审员、当事人的外部调查。有的法院将评鉴工作交给退休法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三是具有轻积极评鉴、重消极评鉴的发展趋向。由于数量、速度、维持率、上诉率等指标虽然具有清晰量化、便于评价的功能，但难免受到过于粗糙的质疑，而且引导作用较大，可能扭曲法官的行为。因此一般来说，这些考核指标，只适宜于在与平均值有明显差距时，作为负面评断的依据，而不宜作为正面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法官办案成绩考查实施要点”已于1997年废除，而且合理放宽法官管考制度，同时大幅提升法官待遇。从德国看，各邦司法部也只是将未结案件过多等指标，作为将法院报核的总评等次向下调整的重要依据。不过，这种轻积极评鉴、重消极评鉴的做法，也受到某些法律人和学者的批评，认为这种防弊心理下的改革有其合理性，但长此以往会助长“平头主义”，乃至“平庸主义”，不能促使法官力求精进。[18]然而，在域外各国和地区，法官考核不能损害法官独立，这是基本的原则。在具体把握上，则要求考核的方法与限度应有适当把握。由行政主导的考核，如果过于强势，就容易推演至以长官意志介入案件审理，损害法官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