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触电损害由线路产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早在《侵权责任法》制定前，学界就从合理性角度提出过质疑。例如，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一书就曾指出：“造成电击伤害的，是输电线路上的高压电力，而不是输电线路本身。如果输电线路上没有高压电流通过，即与居民用来晾衣服的普通金属线无异，不存在高度危险；即使造成伤害，也属于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发生电击事故的输电线路产权人可能是供电公司，也可能是电网经营者，也可能是农村经济组织（农网改造未完成的地区），但发生高压放电导致电击伤害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供电公司所经营的高压电能。……一些地方法院受电力管理部门旧有规章影响，对于原属于农网的高压输电线路上发生的电击伤害案件，不是判决供电公司承担责任，而是按线路产权归属判决由农村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承担责任，实际上使受害人得不到赔偿。这样的判决是不正确的。”该书还以此为理由，提出了“高压输电线路及变压设施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高压输电线路的经营者、高压设施的所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6]94-95。张新宝教授在赞同高压输电线路发生的电击损害由高压输电线路的经营者承担责任的建议的同时，质疑了高压设备造成的损害由设施所有人承担责任的建议。他认为，“在居民院落里的高压变电设备虽为院落主人所有，但实际上由供电部门组织安装和管理。如果发生事故，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简单认定所有人承担责任是欠妥当的。”[4]330
四、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两种不同定性的实践价值考量
对法律的合理性评价是从人类理性出发进行的评价，看其是否符合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而法律的实践评价则是从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出发进行的评价，看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一项既合理又能产生积极社会效果的法律规定，是良法；而一项既不合理又会滋生消极社会效果的法律规定则为劣法。在一般情况下，一项合理的法律规定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某法律规定都是合理的，但其社会效果却大不相同。例如，物的借用人未经所有人同意将其占有的借用物出卖给了不知情的买受人，从而在原所有人与善意买受人之间发生了纠纷。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就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从保护所有人角度出发，赋予所有人向买受人请求返还原物的权利；二是从保护善意买受人角度出发，让买受人取得买受物的所有权，从而使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消灭，不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原物。两种立法都各有道理，而且无法评价谁更有理。但是，两种立法选择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则正好相反：选择前一种立法，人们就会在买东西时对出卖人有无所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其结果就会阻碍交易；选择后一种立法，人们将不会就出卖人对出卖物是否真有所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只要出卖物在出卖人占有之下，人们就会放心地购买，出卖人对出卖物是否真正享有所有权的问题就不会成为交易的障碍。正是从是否有利于交易之社会效果出发，人们选择了后一种立法，建立了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在对一项法律规定之是否正确进行评价时，不仅要从人类理性角度出发考察其是否符合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而且还要从实践价值角度出发考察其实施的社会效果。本文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的两种不同立法的评价亦不例外。根据侵权责任法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两种不同立法的实践价值评价，须追问以下问题：
（一）谁的司法成本最低且最能有效保护受害人
保护受害人，将受害人所受损害合理地转移给相关当事人，是侵权责任法重要的价值诉求。而要实现损害后果的合理转移，法院就要审理当事人提出的诉讼纠纷案件，作出裁判并加以执行。这需要法院付出一定的司法成本，消耗一定的司法资源。如果侵权责任法在责任主体、责任构成条件、归责原则、免责事由诸方面规定合理，法院就能顺利处理案件，以较少的司法成本获得较好的司法效果。无论在责任主体、责任构成条件、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哪一方面规定不合理，都会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难度，付出很高的司法成本而收不到应有的司法效果，甚至导致当事人无限期地缠讼、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这不仅消耗法院的司法资源，还消耗政府的行政资源。过去在农网并入国家公共电网前，依产权将农网上发生的触电损害赔偿责任裁判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并网后才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在诉讼中，当事人不仅要讲法，从法的角度进行争辩，也要讲理，从人类普遍认同的公理角度进行争辩。对法院依据不符合公理的法作出的裁判，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一方当事人是不会服判的。他不仅要自己进行抗争，还会动员他可能动员的社会力量进行抗争。毕竟在法与理的关系上是理大于法。
具体到我们研究的有关触电损害赔偿的两种立法，谁的司法成本低、效果好，我们是不难加以分辨的。将触电损害赔偿责任定性为高压电输送作业致人损害并以此将责任主体确定为作业经营者供电企业，诉讼就只能在受害人与供电企业之间进行，不会牵涉到第三人，法院只要查明损害是由电击引起的，且损害发生于建筑物外的输电线路上，法院即可裁判由供电企业赔偿。由于供电企业有能力赔偿且有办法化解赔偿成本，再加上找不到由其他主体赔偿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只要该企业有一点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不会缠讼的，更不会上访闹事。如果将触电损害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并由此而将线路产权人确定为责任主体，诉讼中就会出现另一番情境：由于受害人无法从外观上识别线路产权的归属，他只能向供电企业提起诉讼。于是在诉讼中出现了受害人与供电企业两方当事人。如果诉讼中供电企业提出事故线路的产权归属于某电力用户并由该用户承担责任，于是诉讼中又拖进了第三方主体—某电力用户，其审理的范围和难度也就因此而大为增大。法院除审理损害是否由电击引起的事故、线路是否在建筑物中外，还要审理事故线路的产权归属。一旦审理事故线路的产权归属，电力用户就会以《供电营业规则》中规定的除出资标准外的其它标准抗辩。前文提到的在供电企业与用户之间就产权归属进行的无休止的纠缠也就出现了，法院也就被置于究竟依谁的主张裁判案件的两难境地，从而使裁判的难度大为增加。如果法院依出资标准认定事故线路产权归用户，并判决用户承担赔偿责任，除该用户财力雄厚，或赔偿金额不大，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而执行裁判外，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执行判决而继续缠讼，这又增加了法院处理案件的难度。如果用户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体，引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在城市居民小区外开发商出资建设的“专用线路”上发生了触电损害事故，如果判决小区业主集体赔偿，就可能像当年判决农民集体赔偿一样，引发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亦会出现当年处理由农网触电损害赔偿案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样的情景：由政府出面协调，令供电企业出钱赔偿了事。
《侵权责任法》以保护受害人为宗旨，而责任主体的确定对受害人能否获得实在的保护十分重要，因为受害人在诉讼中获胜只是为他获得赔偿提供了一种法律上的可能性，而他实际上能否获得赔偿还取决于责任人有无赔偿能力。如果责任人无赔偿能力，法院的胜诉判决便会化为一纸空文。因此，对触电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是确定供电企业好还是确定电力用户好，除了要从合理性角度加以考量外，在出现两个被告时，还需要从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的赔偿能力方面加以考量。高压电击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主体可能会承担数额巨大的赔偿责任。从社会角度考虑，化解高压电击事故造成的损害的最佳途径是由具有足够赔偿能力的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方面能使受害人获得充分救济，另一方面又能避免经济能力上较弱的当事人由于赔偿而陷于艰难的困境中。在我国触电损害赔偿责任法律规定中，已经出现的两个责任主体—供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供电企业基于其行业垄断地位，利润丰厚稳定且具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而电力用户的赔偿能力则大小不一。如果赔偿责任由电力用户承担，那么将面临责任人有能力赔偿，赔偿能力低下和无赔偿能力三种情况。如果面临电力用户无赔偿能力，受害人将不能获得赔偿；如果电力用户赔偿能力低，一方面受害人不能获得足够的赔偿，另一方面又会使赔偿人陷入经济困境之中，甚至破产。因此，让处于垄断地位的有足够赔偿能力的供电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也是最佳的公共政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