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情境预防的许多成效都是建立在循证科学（evidence—based）的基础之上的，[22]对于一种情境预防效果的考证，必须建立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虽然对于犯罪的数据统计还并不能完全科学的反映一种犯罪预防措施的效果，但对于情境预防来说，从其理论之初便十分注重对于策略实施的评估与分析，并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结论并对相应的预防方法进行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情境犯罪预防的实施总是在具体的犯罪情境之中，而依据实证分析可以为具体环境之中的犯罪情形进行更为正确的描述，而为此提供的犯罪策略相较于其他犯罪预防策略而言，也更为合理与可行。而这些关于预防情境的具体描述之中，多数都包含了有关犯罪趋于经济、社会、文化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所以，建立在询证基础之上的情境犯罪预防并不是不重视文化所带来的犯罪形式的变化，更进一步而言，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注重的对于具体情境下犯罪成因的多方面的细致描述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策略。
最后，虽然在防止由于文化变化所带来的表现型犯罪增多的情况时，社会文化的变化是在制定犯罪预防策略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在笔者看来，更为重要的还是关注行为本身的构成要素的控制。基于古典学派功利主义思想的路径，社会为对抗犯罪所投入的资源始终是有限的，长期的社会改造固然对社会整体犯罪情形的改观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行为也需要进行成本的考量，而长远期犯罪预防计划的收效甚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不经济性和内在弊端。情境预防虽然在理论上对于犯罪重置现象还不能完全进行很好的回应，[23]但是其基于具体情境的策略为分析具体环境之中的犯罪行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也为犯罪预防的实施划定了有限的但必要的范围，犯罪预防的策略在理论上可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具体的策略分析上必须将预防策略尽可能的细化和量化，这也为犯罪预防的资源合理组合和利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对于表现型犯罪的行为模式，在此也依然可以适用。
四、预防表现型犯罪的具体情境预防例证
在具体的预防表现型犯罪的措施中，情境犯罪预防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且其运作的方式很好的证明了在对这些具体的表现型犯罪的预防中理性选择理论的正当性。其中，值得关注有以下几种具体犯罪的预防情况：
（一）由飙车引起的相关犯罪
飙车可以给驾驶者带来愉悦并且在同伴之间赢得所谓的“名声”，而这些好处就是行为人所努力追求的。路障（speed—bumps）以及车辆分流措施（traffic calming）运用情境预防的思想，降低了飙车可能带来的愉悦感。（u由于进行飙车的多是年轻人，而能带来愉悦的车辆一般为较为昂贵的跑车，所以与飙车相关的犯罪有盗窃。运用目标加固（Target Hardening）的情境预防策略，为汽车安装更为安全的车门锁，在停车场安装闭路监控，GPS的普遍使用也为被盗车辆的追回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更好的电子芯片防盗系统（immobolizer）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防盗措施。[24]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撑下，这些情境预防策略更好的预测了和加固了行为人进行行为时的潜在风险和需要花费的成本，并且有效减少了可能的收益。在情境预防策略广泛实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车辆盗窃的情况在近年有明显的下降，而这主要归功于对于飙车一族的情境控制。[25]
（二）体育比赛球迷骚乱引起的相关违法行为及犯罪
体育产业作为现如今大众消费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拥有大量的受众群。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体育比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簇拥者，而由此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足球流氓等体育比赛中的不和谐因素层出不穷。由于比赛规模的扩大，这些看似由于球迷的激动情绪引起的小规模冲突有日益扩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超级赛事举办时，而恐怖主义的蔓延和其无差别打击的信仰，对于大型体育比赛的犯罪预防工作已经变得十分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