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问题。这一个问题理论界争议很大。在诉讼中追求真实应该是没有错的，但应该追求怎么样的真实？过去我们传统讲查明事实真相，我们追求的客观真实。但是后来，随着程序优先，特别在民诉领域，法律真实发展了。从民诉开始，传播到刑诉领域，认为刑诉中也要讲法律真实。在相当一段时间，法律真实比较盛行，主张用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我个人不太赞同，我认为：法律真实有其自身价值所在，但不能用法律真实来否定客观真实，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在一定情况下，要尽量查明事实真相，而且查明事实真相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所以说，既要法律真实，也不能放弃客观真实。在民事案件中，法律真实适用的空间大一些，但在刑事案件中强调更多的是客观真实，但法律真实也是需要的。譬如刑事案件中的推定，不就是法律真实吗？刑事案件中很多情况用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推定。还有《反腐败公约》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明文规定，关于被告人是否明知故意这些情况不明，按案件实际情况推定，推定为明知，推定为故意，对于腐败犯罪，法律明文规定可以推定，当然如果根据情况，不明知的可能性大，那就不用推定了。所以在这样的案件中，也有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相结合的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没有，杀人了没有，抢劫了没有，强奸了没有，放火了没有，这些情况下一定要根据确实的证据证明，这就是要查明事实真相才能定罪，这就是当代的证据裁判主义。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证据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国家要证据确实充分，又确实而且又充分。什么叫充分？是指构成证据链条，在关键事实上达到了唯一性，特别是死刑，绝对要保证排除其他可能性。当然这个问题上，西方并不是不承认客观真实，只是法律真实谈得多一些，因为他们将程序优先。但真正从人权保障来说，法律真实讲得过多，是不利的。
今晚讲座的第三部分，由于时间关系我打算点一下我们当前司法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司法独立问题。我们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应该说，这个规定是有缺陷的。这个规定没有规定司法独立于党的领导，独立于人大。现有的宪法的规定存在很大的问题。
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党要领导一切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色，但党如何领导？如果党要领导司法机关，也有个改善领导、改革领导的问题，具体来讲，应该是在组织上、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不能在个案上进行干涉，个案由法官来审查证据、适用法律。马克思有句名言，法官的唯一上司是法律。大概意思是这样。哪个领导都不是万能的，他没有审查事实，又不一定懂法律。所以，我个人认为，党的领导总体上不要管具体个案，当然也不是绝对。为什么不要太绝对呢？如果遇到一些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影响的个别案件，通过党的集体领导来适度的干预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我们可以留一个小小的空间，但空间不要太大。比如，过去的陈希同案，现在的陈良宇案以及对西藏少数分裂分子的司法处理。除了这些案件外，对于普通的个别案件，党的领导不应该涉及。司法应该真正的独立起来，至于其中发生的渎职、错案的行为就追究相应责任。我们的司法独立不是法官个人独立，其上还有审判委员会。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借鉴西方。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而不是审判委员会独立。所以，司法独立要进行改革，这种改革首先要从执政党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