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
(著)王斯福;(译)孙国东
【关键词】人类学；文明；中国
【全文】
任何人要用任何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都迟早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必须也是一名历史学家。此后，不管他是否接受，他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长时段的连续性与伟大的转型都出现在了被称为“中华文明”的事物中。在我作为人类学家的晚期生涯中，我正遭遇着这种挑战。
我的好友兼合作者王铭铭已经向你们展现了他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圈说”（conception of the three rings）：核心圈（the inner ring），指的是位于核心的地方性研究（local studies）或者对占据多数地位的族群的研究——亦即费孝通所谓的“乡土中国”；第二圈则是对中国非汉民族（non-Han peoples）的研究；第三圈指的是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这是从中国的文明中心观出发所得出的一种现代“三圈说”。一个更老版本的“三圈说”则是指：核心圈（第一圈），由部分被同化或被“开化”的“熟藩”（assimilated or ''cooked'' barbarians）组成的边缘圈（第二圈），以及由“生藩”（‘raw'' barbarians）组成的最外圈（第三圈）。[1]
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后出现的对世界上的民族的研究是从另一种一分为三的观点出发的。在其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ies）中，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把人类世界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未开化（savage）阶段、野蛮（barbarian）阶段与文明阶段。这种一分为三的20世纪版本是将人类世界划分为：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2]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都从对原始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转向了地方性的深入研究，包括他们自己所谓的“现代”社会。就我本次讲演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是，正如“文化”一词现在被应用于每个社会（包括那些早期被归为原始社会的社会）一样，“文明”一词也确实有可能适用于所有社会。我希望接下来我能将这一点表达清楚。
王铭铭目前为具有媒介性的第二圈（the mediating ring 2）所深深吸引。我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个媒介性的圈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远外的中心（a distant one）与一个（将自己远离于该远外中心的）地方性中心。在这个媒介性的圈中位居最内层的圈（the innermost circle）就其自身的中心性而言是地方性的，但它也涉及到某个地区和中国内部以及中国之外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明权力等级。一个事例是位于西南边缘的南诏（Nanzhao）王国——它是自己的文明和贸易中心，但它也是维系着中国文明中心与中国朝贡中心（即西藏和印度）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样地，第一圈中的每个地点都是其自身文明的中心，但它也涉及到中国内部的诸遥远中心。
这是我作为一名外来者的观点。我们应当将像我这样的外国人类学家也包含在这三个圈里面吗？原则上，一名中国人或一名外国人都可以位于这三圈中的任何一个。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到20世纪80年代，操英语的人类学家都不再与历史学家合作，以至于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处理中华文明的范围与时间性维度（temporal dimensions），而代之以对中国人或中国的少数民族进行地方性研究；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则多试图对整个中国和中国的悠久历史进行概括——有时仅仅依据对某个地方性村庄的研究，并曾因此被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正确地批判过。[3]在此，我想谈谈关于人类学的另一个要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与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不同，人类学的任务是，要对被研究的民族的观点详加解释，并在其分析与解释中含括这些观点。以当地人对自身的地方性理解为依据而展示和验证自己的理论和假设，并通过这种途径对自己的理论和假设予以修正，是人类学家的一个任务。以费孝通教授为例，当他谈到他第一次在第二圈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时，他曾说：他获得的那些最有价值的洞见均源于他所不曾预期的震撼性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