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立足高远、文化自觉:为地球村的中华民族导向
认识社会并不是费老学术研究的终点，因为富民强国是他一生的梦想。然而，作为学者，费老不可能亲自去改造这个社会，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导向、国家导向、民族导向。笔者认为，这种导向性并非停留在单一的层面，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
为经济导向。由于富民强国的学术理想是费老终其一生的研究主题，因此，无论是旧时村庄、新时农村社区、小城镇、中小城市、经济区域还是经济圈，发展生产力始终是费老所关注的核心。他的社区研究通过不断的实地考察，发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费老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并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发展方案。无疑，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费老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即:工业化新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13]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费老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是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是正确的，这些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为政治导向。费孝通先生富民强国的人生理想和70年为之奋斗的学术生涯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费老作为一位学者始终强调富民和强国，实质上是对政治的一种导向。费老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样一种身份一方面加重了先生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其政治导向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费孝通有效地把政治与学术统一起来了，他认为，学术研究工作与广义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学以致用，政学不分的’。因而他总是自觉地投身于不断变动中的社会洪流中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志在富民’为其学术研究的灵魂。在费孝通看来，这些是政治的内涵，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可以为此发挥作用的。费孝通所到之处，都深受当地政府、干部、群众的欢迎与支持，他的文章特别受基层干部、群众喜爱，因为他们觉得费孝通的文章写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和向往，看了以后心里舒坦，对他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有启发，能起指导作用。”
为文化导向。行行重行行，从江村调查开始，费老就奔波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可以说，发展生产力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是费老不断发现和解释的关键。然而，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是费老思考的全部，他还关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在费老学术研究的晚期，先生开始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希望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面对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费老反思当代中国和人类文明，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张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通过“文化自觉”，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构建和谐中国到实现和谐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的反思在费老的笔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构想，是对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