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应用。费老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运用和倡导的研究方法为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这些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追踪研究和类型比较方法。关于实地调查，费老说:“农村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我经常采用并极力主张的是实地调查方法。实地调查又称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深人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这样得到的资料一般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就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从实求知，我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实地调查，我学术道路的各个进程都伴随着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9]费老行行重行行，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发现和解释无一不是来自扎扎实实的实地调查，正如宋林飞教授的评价:“作为一个学者，他不畏辛苦行万里路，是为了获得更接近真实的认识”[16]。费孝通先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精神理应为我们后学诸君深深铭记。追踪研究方法也是费老的学术生涯中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尤其体现在他一生所从事的江村研究之中。“我对自己调查过的地方只要有条件，我都重新回访，不止一二次，可以是多次，江村我已访问了26次……故地重游，我对调查过的地方的每一次重访都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这种研究被称为追踪研究，也就是研究者本人或其他研究人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同一社区或同一现象进行研究，从不同阶段的比较中深化认识。”[9]“费孝通跟随着农村变革的实践对江村进行观察、研究了近70年。作为一个学者对同一文明乡村社区进行这样长时期的……追踪研究，目前还只有费孝通一人。”[10]追踪研究方法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便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尤其对于揭示社会发展变迁的原因、状态、过程、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费老对这一方法的身体力行，启迪着更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对追踪研究的应用。
类型比较方法的开创与实践。前面已经提到，费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希望能够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然而，中国农村类型众多，千差万别，不可能一一进行考察。那么如何从个别村庄的调查出发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整体的认识呢?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类型比较法，即通过比较方法描述出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这些农村社区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各自的特征，而相同之处则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费老写道:“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17]有学者评价说:“费老师的对文化功能论的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在田野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即由他提出的‘类型比较方法’。”[18]可见，费老的类型比较方法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费老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对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体现在他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郑杭生教授的评价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19]费老提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以及晚近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这些理论都是费老在参考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在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而不断总结、提炼和升华而成，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规律，是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成功建构。尤其是晚近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更是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导向性，“费老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19]这是费老在学术生命的最后时期所提出的理论构想，这既是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言，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