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庄到小城镇。费孝通先生调查发现，江村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吴江县的很多集镇都表现出活跃的迹象，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乡镇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小城镇，这一现象立刻深深地吸引了他。1982年，先生的研究对象从村庄扩大到小城镇，提高了一个层次，而且地域范围也是从江村到吴江县再到苏南和整个江苏省，规模逐渐增大。通过调查，费老“探讨了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规律与问题，概括总结了农民创造的‘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才不兴’的经验，提出了“城镇乡一体化”的理论。”[12]费老还特别揭示了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诸如江村这样的村庄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内部要发展乡土工业，而外部则需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原因在于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在生产力水平上，小城镇连接草根工业和现代工业；在人口问题上，小城镇是人口的“蓄水池”，可以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阶段的转移；在地域上，小城镇连接着农村和城市，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过渡地带。
从小城镇到经济区域。在小城镇研究过程中，随着地域范围的逐渐扩大，费孝通先生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联系与差异，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它的背景、条件和特色，并概括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费老就此开始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他考察了很多地方，发现了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子，诸如集体所有制的“苏南模式”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侨胞投资兴办企业的“侨乡模式”等。通过调查，他一方面主张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不同模式，另一方面又鼓励不同模式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从经济区域到经济圈或经济带。费老的研究跨出江苏省之后主要沿着两个方向逐步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2]。跨度如此之大的地域范围使得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考虑到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经济带。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之下，他主张“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同时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13]不难发现，经济圈的发展思路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富裕各个区域的人民，而是为了区域互动联合实现整个中国的富强，费老“全国一盘棋”的发展设想和中国特色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在经济圈的研究中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
从经济圈发展到地球村的中华民族。在区域发展、经济圈研究之后，费孝通先生开始关注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经济上，费老主张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国家规模的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等研究内容，他认为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年轻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无疑，先生的“破题”为后人指明了研究方向，意义深远。不过此时的费老不仅仅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面对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费老又从文化层面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张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通过“文化自觉”，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构建和谐中国到实现和谐世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从经济发展到文化沿革、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巨大飞跃，是费孝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广阔视野下，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高度所作出的研究和探索，它承载着这位世纪老人的梦想——祖国富强、世界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