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受害人因精神伤害而丧失本应享有的生活乐趣，其亦可主张现行法下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若受害人的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精神创伤而承受严重负面情绪，也可请求赔偿属于精神损害性质的抚慰金。
五、结语过失侵权中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发展，显示了法律对公民精神健康利益的认可与逐步重视。虽然，目前绝大多数法域依然存在“侵害身体健康权之损害赔偿请求易于侵害精神健康权之损害赔偿请求”的现象；但是基本的趋势是，法院对精神创伤赔偿所设置的诸多障碍受到来自律师、学者、公民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质疑。我国现行法律对过失侵权中的精神创伤赔偿问题并无特别规定。《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的一般性规则可为司法实务中日益增多的精神创伤案件提供必要的法源，然而本文的探讨能够为实务中精神创伤案件的审理提供更为细致的学理上的参考。同时，笔者也希望，日益丰富的司法判例能够促使过失侵权中精神创伤赔偿理论在我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发展。
【作者简介】
丁春艳，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注释】参见1886 12 VLR 895。在该案中，当一辆火车正在驶近时，铁路闸口管理员过失地让原告夫妇等人架着马车横穿铁轨。虽然原告的丈夫及时将马车驶过铁轨并侥幸脱险，但这使得原告极度受惊而遭受精神创伤。原告就此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原告在一审和二审均胜诉，但在三审中上议院推翻了原判。
参见1901 2 KB 669。本案中，被告所雇职员过失地驾驶一辆双马篷车冲进原告丈夫所经营的酒吧，当时正站在吧台后面的原告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受到严重惊吓，并因此遭受精神创伤，更导致早产一名痴呆婴儿。
参见1925 1 KB 141。该案涉及一名目送三个子女去上学的母亲，她看到有一辆失控的卡车从山坡飞速冲下来，正好对准她的三个孩子行走着的那条小道。她非常担心子女的安全，且马上就有目击者告诉她，有一个与她的女儿特征相符的孩子被撞伤了。这名母亲因受惊和担忧而遭受了精神创伤，并最终导致其死亡。于是，她的丈夫（即原告）向法院起诉。
参见1983 1 AC 410。案件涉及一起交通事故，原告的一个子女在事故中丧生，丈夫和另外两个子女受重伤。事发当时原告位于距离现场2英里的家里，之后她立即赶到医院，看到受伤的家人并得知一个孩子的死讯。原告因此遭受严重且持续的精神创伤。
参见于伟香：“目睹运钞车撞人受惊吓起诉索赔”，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7年1月25日。
截止2010年3月底，笔者于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Nervous Shock”作全文搜索，以“震惊损害”、“休克损害”及“纯精神损害”作篇名搜索，发现专门论述震惊损害的文章共有8篇。
例如，审理Behrens v．Bertram Mills Circus Ltd 1957 2 QB 1案的Devlin法官、审理Attia v. British Gas plc 1988 QB 304案的Bingham法官、审理Ravenscroft v. Rederiaktiebolaget Tramsatlantic 1991 3 All ER 73案的Ward法官、审理Barnard v. Santam Bpk 1999 (1) SA 202 (SCA)案的Van Heerden法官等。
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南非等。
比如，加拿大和美国。
比如，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转化症、忧郁症、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臆想症等，而因某项事故或灾难所引发的一种典型精神疾病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例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希腊，但各国的具体规则会有所不同。
参见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同上，第20～21页。
包括威胁、非法接触身体和非法拘禁。
比如，性生活的乐趣、旅游的乐趣、弹奏乐器的乐趣等。
通常被称为“疼痛、痛苦及丧失生活乐趣”( Pain, Suffering and Loss of Amenity)。
这种类型涉及“反射性损害”的问题，下文会再次述及。
我国有学者认为，“精神创伤”案件是对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的突破；参见鲁晓明：“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僭越事实的形成、演进与破解”，《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事实上，“精神创伤”与大陆法系中的“精神损害”是两个外延不同的概念，前者无法构成对后者特性的突破。
“反射性损害”系学理上的一个概念，即指第三人因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之反射而遭受损害的情形。
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案型与受害人遭受身体伤害、并“由于该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疾病的案型不同。就后者而言，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身体伤害是可以预见的，那么被告即使无法预见随之诱发的精神伤害，法律也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普通法系该规则即被称为“薄脑壳规则”(The Thin Skull Rule)，且作为损害远近（Remoteness of Damage）问题予以探讨。而就前者案型而言，精神伤害的可赔偿性是作为“是否存在注意义务”（在普通法系）或“是否存在过错”（在大陆法系）问题进行考虑，并受“可合理预见性规则”之约束。就可合理预见性问题，参见文章第四部分中的论述。
参见Dooley v. Cammell Laird＆Co Ltd 1951 1 Lloyd’s Rep 271。
参见Attia v. British Gas plc 1988 QB 304。
参见T v. Kan Ki Leung＆Another 2002 1 HKLRD 29。
参见Wv．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00 1 WLR 1607。
参见Johnstone v. Bloomsbury Health Authority【1992】1 QB 333。
参见Blakeney v. Pegus(No 2)(1885)6 NSWR 223
参见ABv．Tameside＆Glossop Health Authority【1997】 8 Med LR 91。
假设第二顺位受害人因亲眼目睹被告因其自身过失行为遭受严重的人身损害，而遭受精神创伤的，则属于另一种案型。英国法基于保护家庭关系的考虑否定了注意义务的存在；参见Greatorex v. Greatorex，【2000】1 W. L. R. 1970。
我国有些学者（例如前注,鲁晓明文）在介绍英国法的相关规则时，将“可预见性”问题的探讨理解为“作为判断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是不准确的。
参见【1994】2 All ER l。
参见【1997】 39 BMLR 146。
参见【1998】43 BMLR 28。
“It was plainly foreseeable that a man of reasonable fortitude may suffer psychiatric injury if exposed to the shock of being put in fear of his life”，per Stuart-Smith LJ．
参见【1996】 1 AC 155。
参见McLoughlin v. O’ BrianAC 410，具体案情见前注。
参见【1992】 1 AC 310。
参见【1999】 2 AC 455。
参见（1984） 155 CLR 549
参见（2002）211 CLR 317 。
参见Gifford v. Strang Patrick Stevedoring Pty Ltd 214 CLR 269。
需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各州的立法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作了与普通法略有差别的规定。总体而言，各州立法采纳了高等法院的基本观点，即将“合理预见标准”作为判定是否存在注意义务的要件，将其他因素作为判定时考虑的要素。所不同的是，立法仍然将“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作为一项独立的判定要件。另外，各州对各项因素的具体解释（比如，第一受害人与第二受害人的关系）亦不统一。
参见47 Hun NY 355。
第一个废除“身体接触规则”的是得克萨斯州（1890年废除）。
阿肯色州、乔治亚州、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和印第安那州。参见W. Scott Simpson, Stephen J.Ware, Vickie M. Willard, Source of Alabama’s Abundance of Arbitration Cases: Alabama’s Bizarre Law of Damages for Mental Anguish, 28 American Journal of Trial Advocacy (2004) p. 145 。
258 NW 497 Wis 1935．
前注，W. Scott Simpson, Stephen J. Ware, Vickie M. Willard文。
参见441 P2d912。
只有4个州将“合理预见标准”视为判定是否存在注意义务的唯一方法；其他各州都倾向于严格适用具体的判定要素。
至少有24个州认可过失侵权行为中负面情绪的可赔偿性。
参见616 P 2d 813 【Cal 1980】。
An actor whose negligent conduct causes serious emotional disturbance to another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to the other if the conduct:(a) places the other in immediate danger of bodily harm and the emotional disturbance results from the danger；or(b) occurs in the course of specified categories of activities, undertak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which negligent conduct is especially likely to cause serious emotional disturbance.
See M. H. Matthews,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A View of the Proposed Restatement (Third) Provisions from England, 44 Wake Forest Law Review (2009) p.1184.
An actor who negligently causes serious bodily injury to a third person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for serious emotional disturbance thereby caused to a person who:(a) perceives the event contemporaneously, and(b) is a close family member of the person suffering the bodily injury.
See W. V. Horton Rogers(ed.)；Damages for Non-pecuniary Los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Wien:Springer, 2001)p. 87.
参见张民安：《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同上，第92页。
参见LG Stuttgart VersR 1973，648。
需要注意的，德国法强调，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权“独立于”（而非衍生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请求，因此它不同于《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和第845条项下因第三人受伤而获得的赔偿请求权。
See B. S. Markesinis,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Volume Ⅱ: The Law of Tor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10.
同上，第122页。
参见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参见上文第二部分的论述。
参见前注，于伟香文。
参见林操场：“小学生被体罚出精神失常学校赔偿”，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6年7月21日；唐宜贵：“15岁中学生遭体罚后精神失常状告学校赔偿31万”，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8年3月6日。
参见王军忠：“‘飞’来横祸引发四年漫漫赔偿路”，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2年11月22日。
参见于伟香：“两调皮男孩扮鬼吓坏胆小女生”，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5年10月19日；朱文：“本案该谁位女孩的疾病负责”，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4年4月29日；赵玉福、蒲威：“醉汉平地一声吼9岁女童受惊过度致神经功能紊乱”，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9年11月23日。
参见唐瑜：“侵害他人名誉权精神损害的计算”，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4年3月8日。
参见区鸿雁、施加纤：“被打诱发精神病受害民工获赔万元”，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5年9月20日；王秋实：“北京一女生被打成精神分裂法院判学校赔27万”，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10年9月10日。
参见王和成、刘文华：“逼人跪地求饶诱发精神分裂”，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4年2月5日。
参见乔学慧：“餐饮公司养狗护院吓坏女服务员赔9000”，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9年1月19日。
参见舒敏仪、唐欢：“女大学生作弊被张榜公布患精神分裂症家长告学校”，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10年9月10日。
参见王常青：“遇车祸同伴惨死受刺激精神失常”，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4年4月12日。
参见文利：“带火油锅从天而降砸伤丈夫妻子索赔”，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9年9月10日。
参见前注，王常青文。
此处的“精神创伤”并不要求必须因突发性的神经性休克而引发。那些因侵害人的行为而逐渐引起精神疾病的情形，也属于精神创伤的范畴。
张新宝、高燕竹：“英美法上‘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就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请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的论述。有些学者将“精神创伤赔偿”的法律基础理解为《
侵权责任法》第
22条（即“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罗冬军：“
侵权责任法下‘震惊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国商界》2010年第8期；又如周琼：“论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5期。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其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参见前注，张新宝、高燕竹文。亦有学者另作表述为“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和“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参见鲁晓明：“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法学家》2010年第1期。
在普通法国家，法官在审理精神创伤案件时区分两种表述：“已经被医学认可的（Recognized）精神疾病”和“可能被医学认可的（Recognizable）精神疾病”。后者的涵义要比前者宽泛，其包括尚未被医学界普遍认可、但已被部分医生认可的精神疾病。后一种表述考虑到医学观点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现实，更全面地维护精神创伤受害人的利益。
See Per Southin J, McDermott v. Ramadanovic Estate（1988）27 BCLR (2d) 45；per Molloy J, Mason v. Westside Cemeteries Ltd 【1996】 135 DLR (4th) 361.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现象也与普通法在审查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时要求“由震惊所引起精神创伤”这项条件有关。只有符合了这项条件的案件才会被原告提交于法院予以审理。
参见周群：“取证不当致人精神失常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3年6月5日。
例如，Hatton v. Sutherland 【2002】 EWCA Civ 76
就相关的理由，可参见上文第三部分中有关“佩吉诉史密斯案”的讨论。
参见张晓敏、徐德利：“急刹车诱发精神分裂症天津一学生告公交公司获赔”，载中国法院网，上网时间：2007年8月24日。
这项标准亦被表述为“抽象轻过失”。
例如，医患关系、客户对专业人士的信任、雇佣关系、囚犯与监狱管理机构/人员的关系、师生关系等。
参见上文第三部分中有关英国法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