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英联邦的法律，美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态度较为谨慎和保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对“精神创伤”概念的理解要比前者更为宽泛。实际上，美国法所使用的是“情绪悲痛”（Emotional Distress）这种表述：它既包括英国法所指的“精神创伤”，还包括严重的负面情绪。[50]例如，在莫莉诉凯撒基金会医院案（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51]中，原告被误诊患上梅毒，让她承受了严重的情绪痛苦，最终导致她的婚姻解体。审理该案的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确认，“过失导致的严重情绪痛苦”具有可诉性。
2007年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暂时草案）的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直接过失导致情绪不安”和“缘于对第三人之身体伤害的直接过失导致情绪不安”两种情形。第46条规定：“因过失行为导致他人遭受严重情绪不安的行为人，应当向该人承担责任，如果其行为(1)将该人置于即时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之中，且该项危险引发该人的情绪不安；或者(2)发生于特定种类的活动、事项或关系之中，而该过失行为尤能引发该人的严重情绪不安。”[52]该条规范的是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其所规定的第一种情形肯定了判例法所确立的“危险区域原则”，而第二种情形缘起“电报公司送错死亡电报导致接收电报者精神伤害”案和“错误处理尸体”案，并由此扩展到其他存有特定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精神创伤案件。[53]第47条规定：“因过失导致第三人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行为人，应当对同时感知该过失事件并因此引发严重情绪不安的第三人之近亲属，承担责任。”[54]该条规范的是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基本肯定了判例法上的“旁观者获偿原则”，并限定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须为近亲属的关系。
（四）法国《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该条文没有对“损害”的类型加以限定。1833年，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在审理一个案件时提到，“认为只有有形损失（Dommage Matereil）才能获得赔偿的观点是错误的”，评估无形损失（Dommage Moral）面临困难的事实并不足以构成“拒绝赔偿无形损失”的理由。[55]可以说，《法国民法典》对有形损失与无形损失给予相同程度的保护。而法国法中“无形损失”的涵义亦相当宽泛；它既包括人格权受侵害的非财产损失；也包括负面情绪[例如，因身体伤害引起的身心痛苦、丧失近亲属的情感损害（Prejudiced’affection）]；还包括精神创伤（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症）。[56]根据法国法，那些非因身体伤害（Dommage Corporel）而引起的且获得医学认可的精神创伤被称为“纯精神创伤”(PurePsychiatric Damage)，其具有可赔偿性。比如，法国最高法院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一名女子在年幼时被她的父亲多次强暴并生下一个孩子。若干年后，该名孩子在知晓自己的身世之后精神严重失常。于是，该女子以自己和孩子的名义起诉她的父亲，请求损害赔偿。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孩子有权就精神创伤获得赔偿。[57]
（五）德国《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地或者有过失地以违法的方式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他人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的义务。“精神创伤”属于对健康权的侵害，其受到法律的保护。一般而言，如果第一顺位受害人遭受了医学所承认的精神创伤，且精神创伤的发生并不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那么他有权获得赔偿。然而，法律对第二顺位受害人就精神创伤的赔偿问题，则规定更多的要求：①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必须异常严重、持久；②精神创伤的发生并不是夸张的或者不合理的反应；③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之间必须存在亲近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两者系近亲属关系方可满足这项要求，但是法院也曾认可未婚夫妻关系或者同居关系。[58]
与普通法的规则相比，德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处理具有如下三项特征。第一，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精神疾病”才具有可赔偿性，依此筛除诸多精神创伤赔偿的请求。1971年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Bundesgerichtshof）第六民事庭审理了一个重要的案件。该案发生于1965年，原告的丈夫因与被告驾驶的汽车碰撞而受伤致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知悉丈夫的死讯而遭受的精神伤害。一方面，法院认可第二顺位受害人就精神创伤的赔偿请求权，即“在特殊情形下，当某人因涉入或者听说一项事故而遭受精神上的创伤、并引发身体或精神的损害时，法院有权准许该受害人提起一项独立的[59]赔偿请求”，即使该精神创伤的发生与受害人本身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另一方面，法院认为，该赔偿请求权仅限于“被普通人（而非医生）视为构成对身体或健康一种伤害”的精神创伤。因负面经历而引发的痛苦、悲伤或惊恐尚不足以具有可赔偿性，尽管它们会对人的生理造成显著的影响。[60]
第二，德国法并没有像普通法那样、强调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邻近事故现场或者亲眼目睹事故的发生，而是更加关注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之间远近亲疏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法院更关注的是“可合理预见性”问题。比如，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审理一个涉及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时认为，“通常可预期的是，孩子发生致命的事故将强烈地刺激母亲的情绪，如果这种强烈的情感打击导致母亲的精神崩溃并影响其劳动能力，不会让人感到异常……可以进一步地说，这种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1]法院强调，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被告是否知道，而是在于他是否应当预见到孩子的父母所遭受的情感打击和这种打击的可能后果。“是否在现场目睹事故的发生”，在德国法院看来，只是考虑“可预见性”问题时的一项因素，而并非赔偿请求权若要获得支持的必备因素。
第三，不同于普通法则将精神创伤可赔偿性问题纳入“是否存在避免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问题进行讨论，德国法将其纳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予以考虑，所适用的主要是“规范保护目的学说”。根据该学说，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赔偿请求权，立法者对各种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都有十分确定的想象，以此避免这些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即规范的保护目的）。[62]只有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损害行为才具有可归责性。法院正是通过条文目的性解释的方法、借助法律上因果关系的理论，来限制精神创伤赔偿的各种案型和请求权人的范围。然而从本质上看，真正影响法院作出判定的仍然是那些潜在的法律政策。[63]
四、我国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之探讨精神创伤赔偿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并非罕见，但多数案件的受害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例如，因经历并目睹车祸而患上植物神经紊乱症；[64]因遭受老师体罚而患上精神分裂症；[65]因被硬物击中脑部而导致情感性精神病；[66]因被他人故意吓唬或恐吓而患精神疾病；[67]因被造谣而导致精神失常；[68]因被人殴打而患上精神分裂症；[69]因被逼跪地认错而诱发精神分裂症；[70]因被狗追咬受惊吓而患上癔症性失语症；[71]因作弊被张榜公布后而患上精神分裂症[72]等。而中国法院网报道的精神创伤赔偿案件中，目前只有两起案件的受害人是第二顺位受害人：一起案件为目睹汽车撞人事故而致使精神紊乱的案型，[73]另一起案件为妻子目睹丈夫被从天而降的带火油锅砸伤而受惊并出现头昏、呕吐、失眠的症状。[74]
就第一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多数法院都支持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各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并不统一（有些被认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些被认为系侵害健康权的经济损失）；法院基本上自由裁定被告的责任比例和损害赔偿的数额，欠缺合理且统一的判定标准。相形之下，法院在审理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时的论证则更不充分。以受害人因目睹车祸而精神失常的案件为例，法院认为，违章行驶与受害人的精神创伤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司机对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并无过错”，但考虑到“原告损害的确存在，且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因此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公平责任”，要求被告补偿原告1500元，并驳回后者的其他诉讼请求。[75]然而，既无过错、又无因果关系，何来公平责任之承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