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设菲尔德（Sheffield）发生的“希尔斯堡球场惨剧”(Hillsborough Stadium Tragedy)触发了两个里程碑式的精神创伤赔偿案件。那一年，英国足总杯的一场半决赛在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两支球队间展开。由于警察未能有效控制球场中的人数和秩序，导致95名观众在推挤中被踩死，400多名观众遭受身体伤害，另有一些目击惨剧的人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第一个案件是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Alcock v．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37]由16名因担忧自己的亲友在“希尔斯堡球场惨剧”中死亡或受伤而遭受精神创伤的原告所提起。这些原告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是妻子、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女婿、未婚妻或朋友。他们或在球场亲眼目睹惨剧，或在电视中看到事故的画面，或通过电台、电视的新闻报道获悉消息，或经第三人转告而得知。在审理过程中，过失、损害和因果关系等因素都被确定；唯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是，被告是否对原告负有避免其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审理案件的英国上议院认为，第二顺位受害人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并不以父母子女关系和夫妻关系为限，它还可以包括其他具有深厚感情的关系。但是，上议院基本肯定了威尔伯福斯勋爵在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中确立的其他几项要素，认为那些通过电视、电台或经第三人转告的方式获悉事故是不足够的；而事发之后两小时内未能赶到事故现场或医院病房，亦不足以满足“邻近关系”这项要件。总体而言，上议院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继续严格限制可获赔偿的第二顺位受害人的范围。需要补充的是，英国上议院在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还强调精神创伤必须是“由震惊所引起”(Shock-induced)，即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而在可预料的事件中承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例如，患者因误诊而丧失生存机会，他的亲人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且在此过程中因过度悲痛而引发精神疾病），则不具有可赔偿性。
另一个与“希尔斯堡球场惨剧”有关的案件是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White v．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38]该案的原告是6名在希尔斯堡球场救援后遭受精神创伤的警察。其中3名原本就在球场执勤；另2名事发之后立即赶赴球场救援；最后1名则负责联络医院与急救署以及死伤者的亲属，之后才去现场。这个案件也最终上诉到英国上议院。鉴于已经拒绝了受难者亲属以第二顺位受害人提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上议院重申埃尔科克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所确立的要件，驳回了与第一顺位受害人关系更远的、被视为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救援者”所提出的赔偿请求。也就是说，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在1994年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中将救援者视为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观点，在怀特诉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案中被英国上议院所修正。
（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英国法对其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它确立了诸多不同于英国法且极具典范意义的规则。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曾先后审理了两个著名的精神创伤案件。第一个是1984年的简虚诉科菲案（Jaensch v. Coffey）。[39]该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原告的丈夫在因被告过错导致的车祸中身受重伤，原告虽不是事故的目击者，但却因赶到医院后的所闻所见而受惊，并发展为以焦虑与抑郁为症状的精神疾病，在这种情形下，被告是否对原告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迪恩法官（Deane J.）并无意将精神创伤赔偿限于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家属，也不要求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满足时空的邻近关系；相反，他认为，“如果可以合理地预见，受害人在被告知死讯或事故后可能遭受精神伤害，那么在我看来，能否以未满足邻近关系而拒绝赔偿，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迪恩法官的上述阐释，为此后的案例就“邻近关系”要件创造了探讨的空间。
第二个上诉到高等法院的案件是2002年的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Tame v. New South Wales）。[40]案中的原告发生了一起撞车交通事故，警员立即为其进行了血液酒精测量，但却误将其血液酒精含量记录为0.14，并在之后一个月内发现错误并予以更正。事故发生一年后，原告获悉了警员错误记录的事件，开始担忧人们会以为她醉酒驾车引发事故，从而损害她的声誉。原告为此颇受困扰，最后被确诊患上精神抑郁疾病。尽管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对原告不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损害的注意义务，但是在审理中细致探讨了澳大利亚法就精神创伤赔偿的相关规则。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们认为：①法律并不要求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必须是由突发性和意外性的震惊而引起，即放弃了英国法上“须由震惊引起精神伤害”的这项要件；②法律仅对被医学认可的精神伤害予以赔偿，情绪上的痛苦则不具有可赔偿性；③法律并不要求第二顺位受害人必须在现场或立即赶赴医院亲身感受事故或事故后果；④受害人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并不是获得精神创伤赔偿的前提条件，不过它可能是判定“精神创伤是否可被合理预见”时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但被告明知或应知受害人不堪承受正常的情绪或心理压力的除外。
通过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法院重新考虑了英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所作的主要限制，并对此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其中，有两点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无论是第一顺位受害人、还是第二顺位受害人所提出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都以“该精神创伤能否被合理预见”为判定被告对受害人是否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之注意义务的基本要件。第二，英国法对精神创伤赔偿所作的限制因素（例如，是否直接感受事故、是否由突发性和意外性震惊所引发、原告是否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等）仅仅是判断上述基本要件的相关因素，并非侵权责任成立的独立要件。即使第二顺位受害人是从第三人处获悉有关事故的信息，他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仍然可能获得支持。泰姆诉新南威尔士案之后的判例也遵循该案确立的规则，[41]并强调随着精神病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判例法对精神创伤赔偿原先设置的诸多要求，都构成人为的、过时的且不合理的限制。精神创伤赔偿规则应当适应社会的现实情况，并作出适当的调整。[42]
（三）美国美国法因各州的不同立场而具有多样性。但概括来说，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美国法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美国法采纳“身体接触规则”(Physical Impact Rule)。该项规则确立于1888年的莱曼诉布鲁克林城市铁路公司案（Lehman v．Brooklyn City Rail Co），[43]借鉴于1886年英国的考尔特斯诉维多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案。“身体接触规则”要求原告必须与造成其精神创伤的物体存在身体碰触，以此表明其精神创伤的真实性。该规则之后陆续被各州规避或废除。[44]至1990年，只有5个州[45]还保留了这项规则，但已对其作出变更或调整。
第二阶段的美国法普遍适用“危险区域原则”(Doctrine of Zone of Danger)，由旺博诉沃林顿案（Waube v. Warrington）[46]最先采纳。根据该原则，原告身处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区域、且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引发精神创伤，是获得精神创伤赔偿的要件。目前，仍有14个州仍然适用“危险区域原则”。[47]需要注意的是，包括纽约在内的几个州已对该原则作出了修正：即使原告并非为自身、而是为第三人的安危担忧而遭受精神创伤，只要其身处危险区域范围内，仍然视为满足了该项要件。
第三阶段的美国法发展出“旁观者获偿原则”(Principle of Bystander Recovery)，它由加利福尼亚州的狄龙诉拉戈案件（Dillon v. Legg）[48]所确立。原告是一位母亲。她目睹女儿在过马路时被被告过失驾驶的汽车撞伤致死，因此遭受精神创伤而提起赔偿之诉。虽然原告本身并未处于危险区域，但是审理该案的加州最高法院认为，责任的判定有赖于“一个身处相同情境的、合理的人在考虑了原告所处的位置、在现场亲眼目睹事故的原告是否会因情感冲击而受到震惊、原告与第一顺位受害人的关系等因素后，能否预见原告可能遭受精神创伤”。法官提及的这三项因素之后被概括为“邻近性、耳闻目睹、亲近性”(Nearness, Hearness and Dearness)。大概有27个州采纳了“旁观者获偿原则”；尽管各州仍然对某些问题存在分歧：例如，事发之后赶到现场或医院而遭受精神创伤的情形是否具有可赔偿性；上述三项因素是否构成责任成立的要件、还是“合理预见标准”的考量要素。[49]不过，“旁观者获偿原则”的广泛采用，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美国法历来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保守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