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孙伟良
【摘要】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关键词】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知解除；诉讼解除
【全文】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