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位诏书》原稿代表革命派立场
在第三章，作者将历史学界对清帝退位时期袁世凯“精于弄权”、隆裕太后“勉强而被迫地同意退位”这样公认的结论称为“时下众多论者的轻薄之见”，认为是“一层表面现象”，并且指出“至于诏书是由何人代为拟写，清帝和太后处于何种情势下的迫不得已、理智懵懂，等等，其实已经不甚重要了，我们岂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且不论将史学界的共识认定为“轻薄之见”极其无礼，作者脱离历史文本的具体语境，把它孤立出来加以拔高，再作无限度的引申发挥，已构成本书最重大的缺陷。
《逊位诏书》原稿由张謇所起草，这是史学界的共识。能否说诏书原稿代表着立宪派的立场呢？不错，张謇曾经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但高全喜显然对于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之后迅速倒向革命的史实缺乏了解。据《张謇日记》记载，1911年12月2日，得知南京光复，张謇即到上海与革命党骨干章士钊、宋教仁、黄兴、于右任会面，10日剪掉辫子，16日到南京，19日受命担任革命政府的盐务总理，20日动员商会给革命军筹20万军饷，1912年1月2日“被推为实业部总长”。完全可以这么说，在起草逊位诏书的时候，张謇已经是革命政府中的重要一员。
逊位诏书原稿，不仅是张謇担任南方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期间所起草，还经过革命领袖孙中山、胡汉民审核通过，完全代表南方临时政府立场。该稿用电报方式发到北京以后，袁世凯幕僚按照袁的授意，擅自修改、添加了内容，其中有一段“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即是袁氏偷偷添加的“私货”（参考刘厚生《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的回忆》）；袁氏巧妙利用了退位诏书发布后不便修改的人之常情，制造从清廷取得“授权”的假象，以挟制南方临时政府。孙中山此前早有预料，于1月20日告知议和代表伍廷芳“袁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并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2月13日）致电袁世凯：“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无穷枝节。”（陈锡褀《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56页）孙中山这个电报构成了对袁世凯单方面修改《逊位诏书》行为的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授权，来自代表全国多数的南京临时参议院（17省代表一致通过，已达到合法的多数）。
无论作者如何拔高，都无法否认这么一个事实：隆裕太后是出于保住清室优待条件的考虑，被迫颁布诏书的。诏书原稿早已由议和代表伍廷芳拍发给袁世凯，清廷一直拖延发布，直到伍廷芳通知袁世凯“若2月11日上午8时停战尚未得清帝退位确报，则所订优待条件作废”（《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38页，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55页），隆裕太后无奈之下，才同意发布退位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