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理论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的产生对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一个行政系统、特别是经济系统日益自主运行的复杂社会开始出现。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是“系统与生活世界分离/去耦合化（uncoupling）”的历史结果。哈氏将基于形式合理性（目的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制视为两个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在他看来，只有在“金钱”和“权力”导控媒介已经制度化的领域，行动者才会采取“去语言的”（delinguistificated）客观化态度，即在有利/不利（支付/不支付）、有权/无权等二元代码的范导下，从对他人主观意图的关切（沟通行动）转向对客观结果或效果的追求（工具性行动）。从历史上看，在部落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存在空间，系统与生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在结构上耦合在一起；随着社会分层（特别是国家）的出现，“行政系统”首先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中分化出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系统”亦从同一成分中分化而来。[11]卡尔·博兰尼亦有类似的分析。在他看来，互惠、再分配和市场是人类配置资源的三种方式。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互惠和再分配，市场作为一种补充性配置手段而被“嵌入”（embedded）社会之中；但随着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虚拟商品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律性市场的出现，市场逐渐“脱嵌”（disembedded）于社会，成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12]
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功能分化（特别是经济系统的自主运行）对现代社会家庭职能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家庭职能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个体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主生产者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零部件，传统上具有生产职能的家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沦为主要具有消费职能的社会组织。这样，匿名化的“社会”日益取代亲缘性的“家庭”成为个体面对国家的中介——这即是阿伦特所讲的“家庭的萎缩与社会的兴起”的主要含义。[13]就社会结构而言，正是由于家庭生产职能的萎缩所带来的家庭成员互助功能的弱化，个体越来越受到遵循着“有利/不利”二元代码逻辑的经济系统的任意摆布，并日益分化为占有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私人维持、扩大并予以流传的任务，是集商品所有者与一家之主的身份于一身。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关系深深地影响着资产阶级家庭成员间的人际关系。随着家庭基础的丧失，以及家庭财产被不属于家庭的个人收入所取代，家庭除了丧失了（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丢掉的）在生产过程中的功能以外，亦失去了服务于生产的功能。家庭财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还原为个人的工资和薪水收入，这就使得家庭失去了应急和养老的可能性。”[14]由于经济系统（资本主义）遵循着有利/不利的二元代码逻辑，它势必把结果上的利益（利润）最大化作为资源配置的基准。这既使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资产阶级）处于先天的优势地位，亦使得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处于一个风险弥散的社会情境中：失业、疾病、养老等问题成为其不得不面对的生存性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个体先天条件和生存境地的差异（特别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整个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日益体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这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结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