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交易习惯可以作为合同订立的方式根据。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即：承诺可以以交易习惯认可的行为方式作出。再如，第26条第1款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该条规定进一步确认了交易习惯可以作为承诺方式的根据。合同订立的程序包括要约和承诺，承诺是受要约人作出的同意要约以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在商业交易中，承诺又称为接盘，一般应当用明示方式，沉默或不作为本身一般不构成承诺。但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8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根据要约的规定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习惯做法或惯例，受要约人可以作出某种行为表示同意而无须向要约人发出通知，该行为又是在规定的期间内或者合理的期间内作出的，那么该行为视为承诺并于该行为作出时生效。我国合同法参考了国外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规定交易习惯可作为承诺的方式根据，即承诺可采用行为方式作出。这里的行为通常是履行行为，如预付价款、装运货物或者在工地上开始工作等。[2]需要指出，交易习惯在确立合同订立方式上，不唯成为行为承诺的根据，也可成为沉默承诺的根据。沉默一般不构成承诺，但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某种交易惯例，或者当地存在某种交易习惯时，受要约人在收到要约后沉默，视为已经承诺。[3]但我国合同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
其二，交易习惯可以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根据。合同法第293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该条确认了交易习惯可以成为客运合同成立的时间依据。合同成立的时间是由承诺实际生效的时间所决定的，换言之，承诺何时生效，合同就在何时成立。[4]我国合同法在承诺生效问题上采到达主义，即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即宣告成立。根据前文所述，承诺的方式不唯有通知的明示方式，行为也可以成为承诺的方式，故行为之发生也可成为合同成立的判断标志。显然，交易习惯既是合同订立的方式根据，又是合同成立的时间根据。以客运合同为例，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旅客运输合同非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起成立，而是按照当事人约定或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成立时间。例如，在不少公交运输线路上，旅客通常先乘上运输工具再买客票，此时，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的行为，即非合同成立的标志。根据此类交易习惯，承运人准许旅客乘上交通工具才是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