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所有规则的形成都会像商事活动中“列入黑名单”的条件那么简单地形成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商事活动中，信任与否完全体现在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具体行动中，规则的形成依赖于对其行动的考察和评估。是否被信任、是否被规则认可完全依赖于其行动的真实性和其一贯的表现。然而，人类的活动并不可能都如商事活动一样直率和直接（虽然商事活动在某些方面也是极其复杂的，但是在以金钱和物质为标的的交易中，它至少并没有过多包含人类活动中的文化积淀和社会结构的束缚）。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类行动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其所遭遇的结构性束缚上，具体表现为行动的两个维度：一是结构的维度，一是文化的维度。“结构是一个客观维度，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的客观方面和现实中真实有效的制度，制约了行动的可能，但是又提供了行动的规则和资源；文化是一个主观维度，是个人认识客观世界并作出行动选择的指导，对于群体来讲，文化则是一种安排秩序的倾向。”{1}3正是因为结构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同时存在，人类的行动才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性。也正因为这样，在具体的语境之中，{2}233-266我们的规则在确定哪些人是值得信任的，哪些人是不被信任的时候才会遭遇过度复杂的面向，在做出具体回应的时候甚至会有应接不暇的可能。如果以传统法理学的基本理论来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颇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是否除了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也会剥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可能的话，又是什么因素让法律走向这种悖论呢？
我所关注的第一个因素是神秘性。因为最早的人类法律（律法）往往产生于对自然、对他者的无知和恐惧，消解这种神秘性是法律最早的使命。直到今天，这种“使命”在很多地方依然没有消失。人类学民族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考察的样本，其中有一例“琵琶鬼”的案例特别具有典型意义。傣族村寨曼村有一个长期寡居的妇女被认为是“琵琶鬼”，人们说她多次“放鬼害人”，邻村有多人“受害”。1998年曼村的邻村有一个生病的村民去世，该村的村民们认为这位村民的去世是被曼村的这个“琵琶鬼”害死的。结果，该村的数十村民到曼村把这个“琵琶鬼”的房子毁坏，把这位老妇人打伤。曼村的村民不但没有阻止邻居们的行为，甚至并不认为邻村村民的行为已经违法或是侵害了本寨的利益。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琵琶鬼”应得的下场。最后，迫不得已，村公所在曼村边上公路旁的竹林里为老妇人搭建了一间简易的竹屋给老人居住。从此，这位80多岁的老人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孤苦生活。{3}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神秘性对规则形成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文化维度对社会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的社会中，基于神秘性的文化的知识胜过了科学（医学）的知识，人们在规则形成过程中往往求诸于神秘性。也正因为神秘性的使然，老妇人被认为是鬼，不被大多数村民所信任，即使老妇人的同村人和其本人也并不想抵触“神意”而接受规则的处置。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故事，它恰恰发生在当代，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所关注的第二个因素是理性因素。随着人类“祛魅”的努力，理性日益取代“神秘性”、替代感性而成为人世生活的主宰。规则和法律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理性的建构。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绝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4}14然而，人类在制定规则，使其满足有序生活和效率生产的时候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经济领域之外，人类始终没有逃脱神秘性的“诅咒”和对未知恐惧的侵扰，这也直接造成了理性因素的滥用。艾滋病防治立法的变迁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当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的时候，由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和恐惧，大众将艾滋病看做是一种外国人才会得的病，甚至看作是一种“不道德的病”。可以说，这些看法在有关艾滋病的科学研究中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立法者却将大众的恐惧映射到了法律规则之中。立法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要求限制进口血液制品、同时禁止患有艾滋病、性病的外国人入境。其次，要求对艾滋病病人采取隔离措施，并送到卫生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治疗。{5}78-83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些规范都是以理性法律的面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借用了理性法律的外壳来承载人类的无知和恐惧，以理性的名义排斥了一部分人，压缩了这部分人可能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消解了法律本应具有的社会效果—恢复人与人之间（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和普通人群之间）本来应有的信任和互相关爱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