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教授（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更有力的论点指向自由民主自身的问题，大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民主在许多国家实施得并不好，即便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美国保护的“只是富人阶层的利益”；选举与其说是“一人一票”，不如说是“一美元一票”，金钱政治十分严重。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也是“左派”常用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民主政治和金钱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自由的现代大众政治尤其如此；要组织竞选班子、要宣传、要公关、要拉票，而这一切又不能由某个垄断组织白给，那就意味着需要钱。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如果真要杜绝金钱政治，就得回到古希腊的抓阄制度——如果还回得去的话，不妨设想一下在近14亿人中抓阄决定谁来做总书记的可能性。真正的民主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挑战，左派的问题在于从单一视角夸大问题并一概否定。也许美国社会福利与平等程度远不能让左派们满意，但是要说它什么都不做，“只是”保护富人的利益显然言过其实了。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司法人也有“言论自由”，可能对金钱政治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些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也并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在重蹈美国的“覆辙”。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世袭制或抓阄制，还要保证公共政策对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负责的话，那么人类迄今除了选举民主之外还没有看到其它可能性——换言之，我们还得和金钱政治打交道，实质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私人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防止金钱的不当影响，而左派似乎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方案。
如果以上第一个层次的意思是说民主并不能保证多数人统治，那么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则是多数人统治未必是善治。贝教授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民主至多只能保护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能保护非选民的利益，譬如外国人、尚未出生的后代乃至动植物的利益。不过贝教授可能忽视的是，他刚才颇为鄙视的美国的联邦宪法权利并不局限于美国公民；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也适用于外国人，因而外国人除了没有选举权和社会福利之外，在美国和美国人享受基本同等的权利。当然，一个国家也可以尽情放开来欺侮外国人；但是即便那样的话，天也不会塌下来，大不了外国人不去就是。同样的自然主义态度也可以回应后代利益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实在过于自私，连自己子孙的钱都要花完、资源都要用光，那就让它自生自灭嘛，那些本来就不喜欢西方文明的左派应该不会介意吧。
当然，儒家是不会这么“洒脱”的，他们会致力于寻求解决多数主义民主看起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反民主的基本逻辑完全应验了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小人”，只在乎自己的幸福，而不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和自己无关的主体，因而要照顾到这些主题的利益，只有依靠有德性（利他主义）的“君子”，而这样的人（如果存在的话）注定是社会少数。这样一来，少数人的统治简直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惟一的问题是如何拣选这些人，以保证他们是“谦谦君子”而非“小人”。历史证明，儒家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显而易见的是，学问不等于道德，甚至不等于治国能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生未必将经典教导的道德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使得掌权者最终只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那么聪明过人的“君子”滥用起权力来恐怕只会比目不识丁的“小人”更有智慧。在历史上，科举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没有必要夸大它的成功或回避它的问题。今天还有“新儒家”在沿着同样思路寻找纠正西方民主偏失的东方专制主义药房，不过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值得认真考虑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