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公意通过国家主权权力加以肯定，就是国家的法律。公意体现大多数人的意见，它总是倾向于平等，而且总是以公正为基础，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准则。主权就是执行公意，即共同体的意志。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换言之，建立国家、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体现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公意，因而法律是公意的。
卢梭把法律看成是人民意志的记录，法律不是统治阶级统治国家的工具，法律是与人民的意志相统一的。卢梭致力于协调个人意志和公共意志，努力从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当中寻求一种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也就意味着他认为当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发生冲突和矛盾时，个人意志应该服从公共意志，仅仅依靠个人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才能通过调和个人矛盾与公共矛盾使之趋向同一。
在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上，柏拉图与卢梭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法律绝不是只代表强者的利益，而是一种智慧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者只是法律的奴仆。“我现在要以‘法律的仆人’这一术语来称呼那些通常被称为统治者的人。这决不是因为我要标新立异，而是我认为这是维系城邦成败的大事。如果一个城邦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这个城邦一定要覆灭；然而，一个城邦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城邦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10]
2、法的分类
阿奎那曾将法分成了四类：永恒法——上帝的理性，是上帝统治整个宇宙的法；自然法——理性动物参与的永恒法，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类的法；神法——是自然法的一种补充，是上帝发布的关于人类如何生活的具体命令；人法——源自自然法，是国家统治者颁布的法律。[11]他强调的是法律是理性的，与此相比，卢梭也对法律的类别进行了解读。
首先他将法律分为四种，政治法，民法，刑法，风尚、习俗和舆论，同时他认为最后一种法——风尚、习俗和舆论至关重要，它们是一个国家制度中不变的因素。政治法又叫根本法，指调整主权者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的法律。民法考虑成员之间以及成员对整个共同体的关系。刑法考虑个人与法律之间即服从法律与受法律惩罚的关系。这三者是成文法。至于习惯法，指的是风俗、习惯和舆论。这种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者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12]
2.1 政治法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法概念，主要是宪法。近代启蒙思想家都将政治法等值于宪法。那个时代的宪法以规定人权和公民权、公共政治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国家构成为基本内容。卢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政治法的概念。他认为，“为了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为了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的可能形式，就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系。首先考虑的是整个共同体对于其自身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或者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规定这种比率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并且如果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不无理由地称之为根本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