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联性”是构成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
然而，大多数法国学者并不认同陈忠五教授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国法院在上述判决中论及的“关联性”，并非所谓的“可归责性”，更不是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是构成善意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
法国学者D．亚历山大（D. Alexandre）在论及上述“杜皮斯”案时就指出：“在表见理论的适用中，现行法有时要求被代理人与表象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关联）仅仅是构成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之一。”G．韦默（G. Vermelle）也认为：“对于法官和第三人而言，某人放任代理权表象的发生，往往是证明合理信赖成立的证据，并由此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38]让-路易斯·苏贺尤的观点略有不同，[39]他认为法国最高法院在“杜皮斯”案中所说的“关联性”，“只是衡量信赖外观的一个要素”，不过，他同样否定“关联性”是法国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40]
事实上，无论从法国表见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的法国司法实务而言，“关联性”并非“可归责性”，更不是法国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按照法国学界目前的通说，“关联性”仅仅是“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之一。
（四）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
关于法国表见代理构成制度，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在表见代理的适用过程中，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1]
从本质上讲，法国最高法院的这种审查控制权，是“平等原则”的要求。[42]如前所述，在法国司法实务中，是否可以免除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是否构成“合理信赖”，是法官“具体评判”的结果，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因此，在表见代理的适用过程中，法国最高法院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以审查控制基层法官的判决，借此“统一表见代理的适用标准”，实践司法平等。“如果说基层法官对于纯粹的物质要素是否存在、个案中第三人的心理要素是否合理具有决定权的话，最高法院一直对基层法官这一权利使用的合理性予以审查控制。”[43]
法国最高法院审查控制基层法官判决的方式，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所谓直接审查方式，主要是指“撤销原判”（cassation） 、驳回上诉”（rejet du pourvoi）等方式；而所谓间接控制方式，则是指最高法院通过设置表见代理的适用标准，间接地控制基层法官的判决。例如，在“加拿大国家银行案”中对“合理信赖”的解释，以及通过公告明确列举足以引起第三人怀疑的客观环境等等。
三、我国《合同法》第49条评析
我国《合同法》第49条确立了表见代理制度：“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对于这一规定，我国学者争议甚大，尤其是在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下文我们在介绍我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上述法国表见代理制度，剖析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