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美>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