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