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法律上和事实上认识错误的规定，大体上已与“过失”的心态有所区别。例如《名例律》：“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即本应为重而犯时误以为轻，是对法律有认识错误，则依凡论；相反的情况下，则依法律规定处罚。《诈伪律》：“诸诈教诱人使犯法，犯者不知而犯之。”疏议曰：“鄙俚之人，不闲法式，奸诈之辈，故相教诱，或教盗人财物，或教越度关津之类。犯者不知有罪，教令者故相坠陷，故注云‘犯者不知而犯之。”’显见对法律的认识错误采取“不知法不赦”，即使不知行为违法，仍要依法处断。再如，对象认识错误“数人共谋杀甲，夜中匆遽，乃误杀乙者，科以故杀罪”的规定与现代刑法对象错误的处断原则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有关认识错误的规定，发展至唐代己相当成熟，宋、元、明、清各代的刑律，基本上沿用，没有大的发展。
（二）表述过失心理的立法例与用语进一步明确化、定型化
根据《唐律》中的规定，非过失心理态度，称之为“过失”、“失”、“误”、“不知情”、“不觉”、“亡失”、“迷误”、“不知”、“错认”等。但“过失”用语，只限定于过失杀伤人的场合，对于毁坏器物、杀伤牲畜等方面的过失行为，则不用“过失”一语，而多以“误”表示。“失”则用以概括官吏公务方面的过失行为，“误”则作为“过失”中的一种，对官吏和庶民都适用。“不觉”等，则是用于某种具体过失行为。这样的立法体例与刑事政策，宋、元、明、清各代的律典相沿，基本上未变化。例如《明律》对于过失杀伤的注释为：“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清律》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若过失杀伤人者，较戏杀愈轻，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类似的规定，几乎与《唐律》的规定相同。
（三）过失心理的法律注释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
东汉之后，对律的注解盛行，律家蜂起。到晋代时这种风气更盛，各派并列，观点学说极不一致。《南齐书·孔雅圭传》中有张斐与杜予“同注一章，而生杀相殊”之说[9]。唐代学者长孙无忌等，在总结前朝，特别是在总结汉律、晋律的立法、司法以及注律经验的基础上，对《唐律》中的注释更为具体、明确。例如：对《斗讼律》过失杀伤人条的“过失”注释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疏议注云：“谓耳目所不及，假有投砖瓦及弹射，耳不闻人声，目不见人出，而致杀伤；其思虑所不到者，谓本是幽僻之所，其处不应有人，投瓦及石，误有杀伤；或共举重物，而力所不制，或共升高险，而足蹉跌；或因击禽兽，而误杀伤人者；如此之类，皆为‘过失’。称‘之属’者，谓若共捕盗贼，误杀伤旁人之类，皆是。”这也就是说，当未能充分注意，缺乏谨慎而发生的杀伤人的，为“过失”。强调“过失”的无本意、无认识因素的特点，与现代刑法上“无认识过失”相类似。当然，在上述注释中，也包含显然应属不可抗力的情况，以过失论，这是有缺陷的。但应当承认，《唐律》不仅继承了“眚灾肆赦”、“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思想，而且有所发展，特别是对律条的注释，基本上为后世各代刑法所沿袭。如关于过失杀伤人的注释，《明律》、《清律》几乎与《唐律疏议》所作的注释没有什么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