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9年4万亿的中央投资以及地方配套资金，带来货币的喷发，导致流动性过剩，物价持续上涨。虽然至今仍未见到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但是物价上涨对群众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2011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单就猪肉价格来看，仅2010年一年的时间，价格就飙升了57%[17]，2011上半年又上升了19.2%，[18]在经历了7月份的假摔之后继续上升。几年来，决策层多次强调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物价，也说明了通胀的严重性。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民主体制之下，政府巨额财政支出的法律依据难寻，而由此引发的货币喷发及通货膨胀对人民的宪法财产权造成的影响，也难以获得宪法上的论证。
其三，国家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显示，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在导致地方债务膨胀的多种原因中，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无法被忽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迫使商业银行不断扩大信贷规模，与此同时，政府一直有着借债的冲动，二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然而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导致经济风险不断向银行集中，威胁到金融安全。就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不论政府以何种方式偿债，长期的债务积累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造成人民财富的流失，并最终影响到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以上现实问题都要求我们从宪法学角度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进行重新思考与审视，并说明一部严格的货币宪法的必要性。而货币宪法的目标则是在确保货币权力的运行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其侵益性降到最低，使人民的财产权更有保障。当然，货币宪法首先不是在文本上表现为一部宪法典，而应当是在现有法律文本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套规范货币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则，这也是我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
【作者简介】
苗连营，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宁，法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法学院讲师。
【注释】为了使央行摆脱国会和政府的控制，1913年的《联邦储备银行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首先美联储不需国会拨款，而由私人出资组建，且美联储主要依靠证券利息收益来保证自给自足，从而无法避免它的自利性。事实上，美联储通过证券投资获取的收入通常是其开支的数倍。（William B. Harrison., Mon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y,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Plano, Texas 75075,1985, P.299.）
它们分别是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共和国、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