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宪法最早是由布坎南（Geoffrey Brennan）、耶格尔（L.B. Yeag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提出[3]，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客观的政治金融命题：一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国家干预无孔不入，财政重负亦日积月累，而政府则积极的通过超发货币的方式获取收入，以缓解财政压力，结果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一是随着金银本位的废止，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摆脱了外在的纪律约束，化为吞噬人民财产的利维坦。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货币宪法担负起了规范法秩序，“规划国家的组织体系，实践人民基本权的保障”[4]（p2）之目的的任务，其途径则是对金融怪兽的行为施以宪法性约束。
货币宪法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所以没有为经济宪法或者财政宪法所吸收，而是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货币宪法既有别于市场的调控与管理，与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也不完全重合。经济宪法概念最早由“弗莱堡学派”的欧肯（Walter Eucken）、伯姆（Franz B?hms）等人引入，用以检讨德国社会从魏玛到纳粹时期的整体失败。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法律对市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如同政府的行为应当遵守政治宪法一样，经济体系也应受到一部经济宪法的规范，所有会对市场法律环境产生影响的决定，都应遵从经济宪法。[5]（p4-5）立宪主义层面上的“财政宪法”一词同样由布坎南等人提出，源于他所使用的“财政-货币宪法（fiscal-monetary constitution）”一词，[6]（p234）并试图通过“财政宪法”来规范政府的公共收支，尤其是规范政府通过公债获取的收入。[7]在财政宪法学的研究中，税收、财政、预算等成为了研究的重心。而货币宪法所关心的主要是货币权力与货币权利之间的宪法关系，探讨发生于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货币发行行为的宪法规制，探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的宪法意义，显然不同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