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
立足于上文的批判性的分析，笔者主张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可以立足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保护模式，这是一种更妥当的制度构架。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首先需要确定“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构成整个人格权立法的价值基础。在这一原则的统领下，规定一系列典型的人格权（例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等）。对于未被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非典型人格利益，如果有保护的必要，可诉诸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获得民法上的保护。这样的保护包括但不局限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在有必要时，也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各种救济手段。当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判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法律保护时，必须符合适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守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对判决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妥当性，需要有更加充分和严格的论证;更加关注人格保护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的权衡;更加注重相关案件可能具有的“先例”意义，以及在社会政策层面上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后果等等（关于运用法律原则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6页以下。）。诉诸于“人格保护”原则，应该遵循法律适用上的“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规则：如果有具体的规则可以遵循，应该尽可能适用规则，而不轻易诉诸于基本原则来做出判断，只有在的确有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援引法律原则来判案。
为了进一步论证笔者的上述主张，首先需要分析民法上对利益给予保护时，区分“权利化了的法益”与“未权利化的法益”的深层次的理由。我国民法学界注意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发展的趋势是区分“权利”与“法律上的利益”，对二者的损害赔偿救济设置不同的控制要件。对侵害“法律上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往往要求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或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并且违背善良风俗。主流学说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限制对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给予损害赔偿救济，由此可以比较好地协调“法益保护”与“他人自由的保障”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诉求[12]295。但严格说来，在侵犯权利造成的损害与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注：事实上，即使在德国法上，所有权的内涵本身也并不确定。所谓“继续性侵蚀”以及“功能侵害”等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See．B．S．Markesinis＆H．Unberath，The German Law of Torts：A Comparative Treatise4，Hart Publishing，Oxford and Portland，2002，p．50．）。法律上对二者之所以采取“差别待遇”，在根本上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推理和适用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