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目前在中国民法学界影响最大，最有可能被人格权立法所采纳的保护模式是借助于所谓的“一般人格权”概念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一般人格权概念来自于德国民法理论和实践，是德国法上借以实现对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概念工具。笔者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德国法上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7]。在本文中，着重分析这一模式对中国的可适用性问题。
要了解德国法上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理论与上文分析的人格权的一元化的理论模式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这表现在二者都试图赋予非典型人格利益以某种“权利”的外观。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般人格权理论之下，虽然非典型人格利益穿上了“权利”的外衣，但同时被界定为“框架性权利”（Rahmen-recht）。框架性权利与普通权利的区别主要是侵权行为法层面上的。具体来说，在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时候，如果侵犯的是普通的绝对权，那么只要侵害行为符合了侵权的事实构成要件，那么就自动地指示出有关行为的“不法性”。这就是所谓的“结果不法”说[8]85。但如果侵犯的是框架性权利（在德国的语境中，除“一般人格权”外，“营业权”也是框架性权利），根据德国民法理论，在有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认定问题上，不采取“结果不法”说，而是采取“积极确定不法性”[8]85。所谓积极确定不法性，就是说，某一行为损害了他人框架性权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地指示出该行为的不法性，而是必须以积极的方法来确定侵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具体就“一般人格权”而言，单纯损害一般人格权的事实，并不自动指示损害行为的不法性，要确定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必须进行法益衡量，必须通过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在该案件中可以达到的范围[9]。
通过所谓“框架性权利”的定性，德国民法对侵犯典型的人格权，与侵犯被归纳到一般人格权概念之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在损害赔偿的救济问题上，采取了区分式的保护模式。后者实质上授权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做出裁量，前者更多地采取规则化的调整方法。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比较好地处理了典型人格权的保护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不法性”认定这个控制阀门，较好地均衡了法律的安全性（它表现为行为人事先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与法律的灵活性（它表现为法官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概念，与时俱进地推进对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因为这一原因，这一理论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学界所推崇。但问题在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究竟是否可以顺当地嫁接在中国民法体系中?经过研究，笔者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与德国相对封闭的侵权行为法的构架有密切联系。因此，如果中国的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构架不同于德国侵权行为法的构架，那么移植这一理论就存在重大障碍。2009年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基本结构上究竟更加接近德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对此学界还在讨论中，但至少从条文字面看（而不是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解释论操作之后），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结构更加接近于法国模式，恐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德国式的，将非典型人格利益披上“权利”的外衣，从而将其纳入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范射程之中的努力，“在中国的语境中根本上就是多此一举的。”[10]事实上，它们是否被叫做“权利”，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构架中，并不影响它们是否能够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注：参见《侵权责任法》第2条。关于中国侵权责任法究竟是否对权利和利益采取区分式的保护，相关的论述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