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元化模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通过事先确定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方式，来调整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人格权关系的立法模式，毋宁说是在人格利益的民法调整问题上，全盘地、概括性地授权法官借助于个案对人格利益的界定，通过司法判例积累的方式来逐渐形成相应的规范。这样的思路，且不说它的正常运作需要许多相当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当下，基本上不具备）和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格权立法的时代，选择走判例法化的道路，显然是不合适的。
作者在先前的论文中比较详细地剖析了这一思路的主要缺陷。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中，“权利化”的路径，本来就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人格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呈现出交互性、关系性的特征，法律对涉及人格利益的保护，需要针对不同的人格利益形态，确定不同的保护范围、保护强度和保护方法。因此，民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其主要的目的与民法在财产关系的调整上所采取的“权利化”的路径，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却有本质区别。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权利”理论，主要围绕财产权建构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构造一系列自主支配的领域，从而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5]13。如果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法律上的“力”，这种传统的权利理论并不适用于人格权。人格权的确保护权利人不可侵犯的个人生活领域（privatesphere），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权利人的同意，不许他人进行干涉。但法律没有规定人格权享有者对其人身的“权力”，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法律只保护人之所以为人被赋予的权利[6]278。正因为如此，传统民法理论，在将人格利益“权利化”的过程中，曾经不无疑虑。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德国民法典》823条中列举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时候，仍然避免使用“权利”的字样。
虽然说经过理论的发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学界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但仍然要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人格利益所承载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民法对生命、健康等人格法益提供的是最高程度的、近乎无条件的保护，但对名誉、隐私等人格法益的保护，就必须更多地考虑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人格利益保护的“权利化”，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在权利与他人自由之间精确划界、在个体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审慎权衡的需要。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恰恰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精细化的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一个一元化的、内涵宽泛无边的人格权，无疑与人格权立法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因此不应当采纳。
三、“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可适用性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上，采取完全的“权利化”的保护模式并不合适。因此，必须采取部分的权利化，也就是将部分典型的人格利益，归纳提炼成为一系列保护对象典型，保护范围确定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精细化调整的目标。但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立法者归纳和提炼能力的有限，这种保护方法，必然导致有些人格利益没有被纳入到任何一种既有的典型人格权保护的范围之中，由此产生人格利益保护上的缺漏。换言之，在这种保护模式之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本文所讨论的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