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无法反映和满足个体的特殊偏好与需求。在行政给付领域，政府强制人们统一购买社会保险，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选择，即这个由各个部门组成的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需要在分配社会福利资源时采取统一的标准，这就难以照顾到特殊群体的需求。此外，行政给付的主要动机是“父爱主义”的照顾和保护，它没有为个人留下自由与空间，损伤了现代社会个人对自身及自我选择的担当，剥夺了个人自主、自助的能力。
其二，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成本是指政府组织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的活动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总和。某种程度而言，行政给付是一种“奢侈品”，要提供给付，必然要求政府掌握、控制、运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给付职能越强化，给付项目越多，给付范围越广，给付越周到、充盈，意味着行政成本越高。实施行政给付要依靠不断增加的工作人员，逐年提高管理费用；要不断增加工作部门，各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容易造成资源的重复和浪费。另外，政府属于非营利组织，往往更注重任务的完成及最后结果，而忽略完成任务所需的投入，投入和给付产出相脱节，使得政府组织在客观上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不需要想方设法降低服务成本。
其三，权力滥用。给付行政既复杂又专业化，且多表现为金钱、实物发放，行政主体由此而掌握较大的权力（尤其是裁量权包括警察裁量权）。“在给付行政中，新的警察权力会滥用，既会侵犯公民传统的财产权，也会侵犯公民的新财产权”。{4}(P171)依据委托代理理论，行政给付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在被代理人监督力度有限的情况下，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出发，很可能违背被代理人意志，损害被代理人利益，做出挪用社会保障金、滥发社会保障金等行为，损害社会保障资源的配置效益。2006年发案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案即为典型。
其四，行政给付低效。除了前述的高成本导致行政给付低效以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行政给付由政府主导，社会保障事业由政府独立从事，没有其他机构与之竞争，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这也使得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与产出效率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导致社会保障基金运营和管理经常处于低效率状态。“比照于其他民主的、非集权化结构的社会政策，官僚制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但却提供了越来越少的服务。”{5}(P9-10)
对于上述弊端，吉登斯有过较全面的阐述：“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1}（P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