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给付限度论
吕艳辉
【摘要】在现代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下，缺乏节制的政府福利供给，已经成为诱发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乃至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欧洲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国家积极义务不能无限扩张，福利国家虽然不能没有行政给付制度，但同时需要防范制度的内在风险与负面影响。国家财税福利虽然重要，但市场和家庭、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也不可或缺，福利渊源上的自主性与自筹性可有效节省国家财政，并可避免因国家过度保障导致民众的给付依赖和公权力恣意扩张。
【关键词】行政给付；限度；国家辅助性原则
【全文】
行政给付制度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实告诉我们，当一种制度的功能在理论上被无限夸大、在现实中被无限扩张时，那就很可能意味着制度的异化：滥用、冲突、寻租乃至失效。只有真正认识到行政给付制度的限度所在，才能在理论上保持适当的预见性，做到未雨绸缪，避免日后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被动。可以说，恰当地把握制度的限制性，与其说是限制了制度的空间，不如说是端正了制度的方向，从而开辟了制度的前景。
一、经验维度的考察
从各国行政实践看，行政给付[1]的不节制、政府包揽过多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抑制公民的自由精神，影响公民的自由选择，甚至诱发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乃至道德危机。
（一）行政给付的授益性易产生“给付依赖”
对于行政给付的接受人而言，获得给付意味着获得利益，行政给付是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受益人可以通过极小的代价甚至不付出代价即可得到相关利益，这极易造成受益人对行政给付的不正当期待和过度依赖。那些技术水平低或处于贫困边缘的劳动者，若其就业所得与失业救济和其他补贴相比并未有明显提高，许多人就会宁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也不愿就业，从而滋生了社会普遍的“养懒汉”现象，在依赖行政给付的利益集团中产生“道德公害”。{1}（P119）所谓“道德公害”，是指当人们凭借行政给付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重新界定其获得给付的条件时，可能理性地运用给付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在事实上制造出一些需要保障的条件，出现一个由给付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且又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阻挠行政给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道德公害一度出现在给付行政盛行的瑞典，诸如公民责任意识严重衰落，工资收入者滥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照。在瑞典福利制度背景下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阿瑟·林贝克（assar lindbeck）认为：“道德公害从长期看会比短期更甚。这是因为时间一长社会习惯就形成了，人们又以此去界定什么是正常的。这样，对福利救济的严重依赖就不再被认为是依赖，而变成了预料中的行为。”{1} (P119)“在一切都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会逐渐养成依赖甚至懒惰的品质，其生存能力会逐渐退化，以至经不住人生道路上的任何风浪打击。”{2}(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