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人大常委会对涉诉信访案件的监督，可能产生两种负面结果：一方面，监督流于形式，却增加了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另一方面，监督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使审判丧失独立性。这样原本通过人大监督，希望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安排，反而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二）减压的负面效果
人大作为表达渠道，有可能起到“减压阀”的作用。但同时，表达渠道的畅通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即态度“极化”。所谓态度“极化”，是指“冲突各方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会努力汇聚各种有利于证明自己诉求合法性的理由和证据，并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种表达不仅用于说服听者，也会同时使自己不断被说服。表达的次数越多，自我说服的效应就越强。如果这种表达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甚至得到了回应和支持，那就更会强化表达者对自己观点的相信和坚持”[3]。一方面，在意见表达的过程中，当事人更加肯定了自己的主张。人大常委会接受来信来访，使当事人有了更多可以倾诉的机会。在一遍遍复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当事人不断组织对自己有利的事由，促使听者和自己都被说服；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对信访案件的交办、转办行为，也增强了当事人上访的信心。人大常委会并不是裁判机构。人大常委会接到涉诉信访的案件后，按照程序将案件交办、转办。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涉诉信访案件，工作人员并没有对案件是非做出判断，只是履行一种工作程序。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们认为自己坚持的理由得到了肯定，越发感到自己上访有理，从而不断增加胜诉的信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旦法院最终的裁判或决定没有能够支持信访人提出的种种诉求，当事人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即便裁判是公正、正确的。他们认为之前既然人大常委会对案件交办或转办了，就说明自己有理。如今法院的决定仍然没有支持自己的诉求，就说明法官的判罚不公正。只有继续上访，才有可能取得胜诉的结果。此时，法院如果调解，信访人的预期利益过高，很难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使法院或政府对其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他们也会认为仍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应得利益。所以，人大常委会对涉诉信访案件的交办、转办，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释放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增加了信访案件的解决难度，也增加了当事人重复上访的可能。
所以，人大常委会交办、转办信访案件，固然能够将当事人的意见反映给法院，给当事人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上访。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反而有可能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尤其在少数案件中，领导对审判的干预，削弱了司法权威，增强了当事人“信访不信法”的观念，总是试图找领导解决问题，为司法解决社会纠纷增添了很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