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如前所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自2006年2月12日起在我国生效。《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允许其反腐败机构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并允许法庭采信由此产生的证据。据此规定，检察机关作为担负我国反腐败职责的重要机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拥有技术侦查权。另外，2004年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了《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提出：“法律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活动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这些都为我国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权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技术侦查立法提供了契机
由上节的论述可知，无论是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还是适应国际公约的要求，对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技术侦查进行立法，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修订《刑事诉讼法》列入立法规划，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契机，一方面，明确赋予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侦查机关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以使这些侦查手段的采用于法有据；另一方面，应当明确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这样的修改，不仅能够把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也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更加趋于合理和科学。
（三）国外相关立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可供借鉴
技术侦查是当今多数国家通行的侦查措施，也是侦查严重职务犯罪的一种常用手段。世界上主要法治国家都已对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进行立法规制，尽管其规定各不相同，却体现出大体相同的立法目的和共同的程序原则，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另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法律文件，也为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立法指明了方向。本着《公约》“强化严惩犯罪的力度，保障正当程序的底线”[9]之精神，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立法工作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